文 / 張敦智

沙龍攝影 / 張國耀

時間：2017年11月22日

地點：台北西門町意舍酒店

《白色女孩》在詩意、緩慢的愛情故事外表下，蘊含了導演白海對香港深切的關心。

故事來自於五年前，一則她自己寫的短篇小說。當時她將故事拿給杜可風看，杜可風建議，把它拍成電影吧，於是展開一場為期五年的修改、與創作。香港近年來環境瞬息萬變、高樓四起，空間壓縮及各種議題都相當緊迫，白海談及她故鄉時的眼神，顯得特別銳利。「那是我們的義務吧。」她說，「否則誰來拍呢？」

向內挖掘，同樣也是政治

儘管如此，導演仍選擇了讓議題在電影裡，以更舒緩、輕盈的方式呈現。與她搭檔攝影、剪輯的杜可風說，《香港三部曲》時便有人說，這電影不夠政治。但何謂「夠政治」？杜可風跟白海自覺地說，他們所走的，是一種向內挖掘的路徑。這種取向也是政治的。「夠政治」的內涵，不應與觸犯禁忌劃上等號。在她認為自己政治傾向偏左的前提下，如果觀眾不左，那她可能就失去了與這些人溝通的機會。杜可風也認為，電影應該是美的，裡面應該留下空間讓人探索、讓人進入。

舉例來說，電影場景發生在漁村。兩百多年前，漁村在香港無所不在，那是香港最原始的樣貌。但為了拍《白色女孩》，場景上比較完整而堪用的，僅剩大澳漁村一處。那裡如今還有三代人同居，有小孩、有青年、有老者。而這樣的漁村什麼時候要消失，誰也說不準。對白海而言，大澳跟珠明村（電影裡那座漁村的名字），就是香港的縮影。「你們可能無法想像，香港如今已經有那麼多高樓，怎麼可能消失？我跟你們說，會的。只要我們不關心。」言下的政治意涵昭然若揭。

距離更遠，也能看得更多

而片中的男主角，找來日本人身份的小田切讓。導演說，由外國人擔綱此角色，是她一直以來的構想。當局者迷，許多事總要透過外人眼睛看出去，孰是孰非、孰優孰劣才能清楚。所以片中白色女孩家沒有鏡子，但去到小田家，女孩便能看得見自己的樣子，能有自覺、能被包容，也更有自信。此外，小田切讓也在片中被賦予藝術家身份，杜可風說，藝術家的眼睛比常人敏銳，說著抓起桌上的瓶子示範：水瓶正著擺、斜著擺，折射出光影各個不同，而藝術家的眼睛，就能挖掘細微的差異。一陣手起手落間，流露攝影大師風範。

而電影中最觸動兩人的一場戲，是在小田房子裡，他與白色女孩互看。那裡面的情感是充滿愛的，但這份愛需要距離維持。因此小田切讓沒與她發生關係，甚至連話也沒說，只是安靜看著，卻彷彿什麼都說了。為了保留愛，留下空間、為了保留愛，離開珠明村，這是小田切讓角色的選擇，也是最複雜而糾結的情感。做為創作者，或許白海也正嘗試抽離香港，把距離拉遠，能看得更遠更多。

拍攝香港，是不可避免的義務與未來

回顧2015年的《香港三部曲》，白海擔任杜可風的監製。那時她不叫白海，叫孫明莉，自己的本名，但她總覺得不適合，感到名字裡透露父母對自己正規、而乖巧的期待。「但是我不乖！」白海說。她想像海浪一樣，去吹風、去冒險。浪尖最強的地方，正好是白色的。除此之外，電影不像畫，能在角落落款，於是喜歡海的她，正好拍了這部發生在海邊的故事。最後的畫面中，小田切讓從一片白色的海間離開。那最後的畫面，也算為自己留下想念了。而這名外國人身份的角色，由白海一手創造、最後又由白海離開；說到底，都是白海自己。角色走了，白海仍在香港。而新視角是否能留下來？總有一天我們會知道的。因為她認為繼續拍攝香港，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義務、與未來。

後記

訪問尾聲，杜可風突然提醒時間限制，要準備接下來趕場行程。但隨後當白海說，她想要風與冒險，來讓自己變得更強時，杜可風又突然興致勃勃地湊回來，手指自己頭的說：「我！就是我！我就是那陣強風！」惹得現場一陣大笑。後來訪問結束很久，這段不知該放哪，畫面又揮之不去，決定補述為後記。「強風」杜可風，就這樣偷偷為這場茶敘按下了快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