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乘著光影旅行》拿下金馬獎最佳紀錄片、《跳格子》拿下金馬獎最佳短片的姜秀瓊導演，歷經紀錄片、短片與人生劇展等磨練，這次受日本老牌片廠東映之邀，到日本能登半島拍攝她第一部劇情長片《寧靜咖啡館之歌》，還請到產後復出的日本影后永作博美飾演女主角。金馬影展邀請到姜秀瓊導演與永作博美小姐，暢談這次合作經驗。

 

跨國合作經驗分享

 

Q：為何有這次合作的契機？

 

姜：這是東映公司策劃約10年的計畫，大約4年前，東映的大久保先生邀請我作這部片的導演。因為我不會講日文，也不敢說自己對日本文化有多深刻的了解，一直在評估自己能不能勝任這個案子。直到永作博美小姐答應擔任主角，我的心才真的比較篤定，願意接受這個挑戰。

 

Q：製片是看中導演什麼特質？

 

姜：東映製片在2010年跟行定勳導演來金馬獎，看了我的紀錄片《乘著光影旅行》，後來又在亞太影展遇到，看到我《跳格子》有得獎，知道我也有拍劇情片，又看了《艾草》。他覺得我的敘事風格跟他這個計畫符合，這位製片本來在國際部工作，欣賞台灣電影圈的創作活力，就提出邀請。

 

Q：除了語言不通、拍攝期短的時間壓力外，有什麼文化上的障礙與困難嗎？

 

姜：台灣跟日本的製作習慣是差很大的。台灣真的比較free一點，彈性比較大，也可以比較任性一點。日本非常專業，非常嚴謹，必須適應他們這樣的風格，也非常感謝他們的專業，才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把兩小時片長的片拍完。本來製片跟我講說，只有一個禮拜。我說，什麼？！這不是人生劇展！這是電影耶！他說，可是日本都這樣。我最後爭取到1個月，又遇到颱風，實際拍攝期壓縮到21天。

 

關於永作博美小姐與角色

 

永作博美小姐是偶像歌手出身，在1989年與其他成員組成歌唱團體ribbon。21年前就隨團來過台灣，還錄製一首翻唱中文歌，但她已經忘記怎麼唱了，不過還記得自己名字「永作博美」的中文發音。1995年ribbon解散後，永作博美順利轉型成實力派演員，演出多部日劇與電影，近年以《第八日的蟬》拿下多座日本影后大獎，聲名大噪。

 

Q：導演說在永作博美小姐答應後才接下，為何非永作小姐不可？

 

姜：因為這角色是整部電影主要的靈魂人物。我是那種演員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導演。所以我覺得有她來擔任主角很重要。（有看過她演的片嗎？）看過《第八日的蟬》，也看過她以前唱歌。

 

Q：永作小姐跟姜秀瓊導演的合作經驗如何？

 

永作：第一次跟台灣導演合作，一開始還蠻開心的，但也擔心有語言隔閡。不過進入現場開始拍戲後，比起我，姜秀瓊導演其實更辛苦。不只是處女作，還身在陌生的日本。導演導戲的方式和一般日本導演導戲的方式非常不一樣，我反而覺得這樣很有魅力。姜秀瓊導演是用一個宏觀、俯瞰的角度來看這個戲，對於一些比較細節的動作沒有特別要求，這樣視野放開後，我反而可以很自由發揮演技，盡量朝導演希望的方向。

 

導演對於永作博美演技的看法。

 

姜：她是很有經驗的演員，這是我第一部電影長片，一開始擔心她會不會信服我給她的指導，但我們第一天拍攝她就給我深刻印象。我拍的第一場戲就是電影的第一場戲，律師告訴主角，她父親失蹤這麼多年，應該已經過世了。這天只拍這場戲，但很關鍵，一方面是開場，一方面要讓永作小姐了解我的方式，也對她的表演風格做出定調。這場戲的台詞不多，都是內心戲，其實主角台詞都不多，我們一直在溝通內心的東西。她問我表情是怎麼樣？我說，表情不重要，如果你內心真的有，表情就看得到。拍比較多次之後，我自己和現場工作人員都覺得，這樣會不會對永作博美小姐太失禮。但拍攝完後，永作小姐居然跟我說：「導演你可以盡量要求我，你不要客氣，我非常期待你給我的指導。」

 

接下來的拍攝過程很緊，壓力非常大，每次溝通還要透過翻譯，可是永作小姐的領悟力、她對我的信任、努力想了解這劇本的企圖，我也很想跟她作深入與親密的溝通，所以到後來我們越來越有默契，甚至不用真的透過翻譯，一點點肢體語言、眼神，我話都還沒講完她就說：「導演，讓我試試看，我可能懂了。」

 

Q：永作小姐飾演咖啡烘培師，平常有在煮咖啡嗎？有針對角色作什麼功課？

 

永作：我平常很愛喝咖啡，但很少自己煮，為了這角色是有努力揣摩煮咖啡的姿勢與動作。（註：永作博美小姐其實很會做菜，她擁有廚師執照，曾在東京的專業烹飪學校研修）

 

Q：故事原型來自一位真的在能登半島的海濱船屋開咖啡館的女子，電影拍攝也在能登半島，永作小姐有見過本尊嗎？

 

永作：這次拍戲的地方離真的船屋咖啡廳很近，所以拍攝空檔時我就去那邊看她煮咖啡。就像導演剛剛講的一樣，主角的台詞不是那麼多，很多東西要靠內心戲詮釋，所以我一直去偷看、揣摩她的姿勢。

 

永瀨正敏的選角

 

Q：片中有出現目前在台灣知名度很高、今年也入圍金馬獎最佳男主角的日本男星永瀨正敏，但他的角色戲份不多，還是個很不討喜的反派，為什麼可以找到他來演出？

 

姜：永瀨正敏願意接演這片，我也蠻驚喜的。這角色是我們最後才確認的演員，製片之前也邀請了其他人，但都無法配合。後來製片問我，你要永瀨正敏嗎？我說，當然啊。他說好吧，那我就鼓起勇氣去試試。沒想到永瀨真的答應了！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願意，但我聽製片說，他不是挑戲份的演員，他會挑有意思的案子。

定裝時我第一次跟他見面，他第一句就問，你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演員嗎？你是哪一個角色啊？你知道嗎？我本來可以跟你同台的，我也有拍《牯嶺街》。我說，啊！我自己都不知道這件事情！他說，可是導演都把我剪掉了。我說，那也許4小時版有喔？他說，我看過了，也沒有。他後來還拿照片給我看，他跟張震拿著《牯嶺街》的拍板，好可愛喔，張震才15歲，好年輕，好帥。

那時他應該已經拍完《KANO》，對台灣有更多情感，對跟外國導演合作也有一些經驗，再加上是個女導演，他可能覺得有意思。剛好這角色戲份不多，他才剛好有空檔。我們在開拍前兩天他去附近拍廣告，不小心弄傷眼睛，當時我們非常擔心，他一直跟我們道歉，我們想說該怎麼辦？後來覺得這樣也蠻好的，就讓他戴墨鏡跟眼罩演出。

 

台灣新電影血脈 x 療癒的力量

 

Q：導演曾跟著楊德昌導演、侯孝賢導演工作，身為台灣電影兩大巨匠之後，這段經驗對您拍攝第一部長片有何影響？

 

姜：不只是這部電影，我覺得他們兩位影響我最深的是自我要求的態度。講仔細一點，楊德昌導演是比較要執行到底，侯導是比較順勢而為一點，另外一種大氣。也許是侯導這種特質影響了我，我在拍這片時有轉換一點自己的態度。以前都是自己獨立製片，用十分的力，一定要怎樣，每一個環節非常堅持；但這次我是受邀請，我覺得我要用八分力，這意思不是說我沒盡力，而是說不要把局面擰死，要學習怎麼合作，跟製片意見不合時要想，這對整個作品有殺傷力嗎？或牽涉個人喜好？在這種時候會選擇放棄個人喜好、顧全大局，容納更多可能性，反而會比較好。

 

Q：侯導拍《咖啡時光》有去日本拍片的經驗，有向他請益過嗎？

 

姜：沒有欸。因為侯導也在忙《聶隱娘》，不好意思約侯導來看案子。倒是我遇到魏德聖導演，那天很特別，剛好是東映製片飛來台北跟我作這案子的正式邀請與確認，那天我約他傍晚在飯店見面，我下午跟魏德聖導演喝咖啡，請教他拍《KANO》、《賽德克巴萊》跟日本人合作的經驗，他跟我說，他（對日本人的嚴謹）已經有心理準備了，但比我想像中的還要不一樣。

我們談完喝咖啡時，收到一封簡訊說什麼五點了，海嘯可能到基隆。我說這什麼東西？他說常常有這些騙人的，就不理它了。後來去找日本製片，經過彩券行，看見電視報導才知道怎麼回事，其實那天是311。我到飯店時，他剛好正在跟東京的家人聯絡，他說他無法想像東京發生這種簡直像電影的情況，可是他人在台北。那時我想，這案子可能要停擺吧，沒想到他們繼續進行，沒有放棄。遇到311這樣的事到底是什麼預兆？那時就希望這片真的有一點撫慰跟療癒。

 

和電影的第一次

 

Q：第一次進電影院看的電影是什麼？ 

 

永作：《Bee Bop High School》（1985），當年很風行的高校青春劇，所以就進電影院看，主題曲是中山美穗唱的。

 

Q：第一次感受到電影魔力的電影？

 

永作：《紅粉佳人》（Pretty in Pink，1986），國中時看的。我本來要去看《捍衛戰士》（Top Gun，1986），因為我們是鄉下小戲院，一次放兩部，就順便看另一部《紅粉佳人》，沒想到這部好好看喔，身為一個女生，覺得《紅粉佳人》很有魅力。

 

Q：分享一下第一次參與電影拍攝的經驗。

 

永作：第一次演的是黑澤清導演的《分身奇譚》（Doppelganger，2003）。記得當時非常緊張，好像演電影就要把自己的演技拉到比較高的層次，但又不知道該怎麼做，所以在片廠就是一直保持很緊張的狀態。

 

Q：第一次進電影院看的電影是什麼？

 

姜：我忘記第一次進電影院看的電影是什麼了，但我記得第一次看電影哭得這麼慘是《新天堂樂園》（Cinema Paradiso，1988），第一次被電影打動到心裡。

 

Q：第一次參與電影拍攝的情況？

 

姜：對我來說電影最魔幻的一次經驗應該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不只因為我第一次參與電影演出，還加上我當時很害羞，戲份很少，我不知整個劇本的來龍去脈，我只知道跟我有關的人物關係，以及我在那個人物關係之中的我的角色定位。直到我到戲院看整部電影的完成，我才知道，哇，原來是這樣的一部電影，以及我這個角色在這部電影裡的關鍵性。對我來說，這是極大的震撼，可以感受到電影的魔力、神聖性跟巨大性。當時我在學劇場，就覺得我移情別戀了，我開始想朝電影發展。

拍《牯嶺街》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戲，是我弟弟張震被抓到警察局那段，那是唯一一場我的演出沒有當天完成，之後再重拍的。因為我那時沒有這麼多表演經驗，試戲導演叫我不要用太多力，我就已經用了非常滿的情緒，其實技術性的彩排、排練時，我幾乎都用真的情緒，五六次試戲完，我已經沒有力了，體力不行了，而且當時我重感冒，所以就跟導演說我不行了。而且那鏡頭的要求是導演喊action前我就已經在痛哭了，這對我來說有難度，我裝不出來，我情緒不是來真的就不會演，沒有技巧可言。後來導演就很包容我，說收工，改天再來。

重拍那天，我就先待在9人巴裡，一個人安靜培養情緒。我壓力很大，因為我知道萬一我沒哭出來就不用拍了。我還記得助導來問可以嗎？我們那邊都準備好了。我非常緊張，跟他說我還不行，我跟導演講再給我一點時間，結果我一下車，眼睛一抬，看見警察局的紅燈，馬上就爆哭了，情緒就無法控制。大家就說趕快來！趕快來！就哭著被抓住stand by，開始拍，然後一次OK。這對我來說是個壓力蠻大、很特別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