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安置我的頹喪之心？——《來世還作人》導演歐陽永鋒訪問

文／朱孟瑾

編輯／謝佳錦

攝影／古佳立

喪了一世，下輩子投胎還想當人嗎？還是不如當椅子更實用？澳門導演歐陽永鋒首部長片《來世還作人》，以投胎當椅子的荒誕奇想，對沉重的生命議題拋問。影片於金馬影展世界首映，展期間導演接受專訪，談作品天馬行空的情節發展、戲謔多變的影像風格，皆源自對澳門社會、個人安居的觀察與思考，創作過程的變動更反映他對問題的不斷探尋。

提及創作源起，導演表示過去在台灣居住十年，而後搬回澳門也已十年，期間經常搬家，令他感到疲憊並思索起「居所」問題。居所既可以是實質生活空間，亦是指向心靈的歸屬地，該如何安居？在思考這些問題時，朋友Gotoo寫了短篇意識流小說〈何以安置我的血肉之軀〉，同樣觸及身心的居所題目。兩人聊過後，決定將小說改編成劇本，從一個角色主觀看待自己的生活、家庭與社會，演化為透過三個角色阿明、阿娟、阿誠去談身處的環境。

導演在改編過程中添置許多新情節，如藉行銷投胎行斂財之術的崔仙姑、寄生他人空間與家庭的阿誠、四處可見的自殺事件等。他分享在澳門收接的各式社會新聞，其中不乏輕生的故事，「好像每天都有人用不同方式離開這個世界」。這些乍聽難以想像、莫名的自殺動機，背後可能都有我們未曾接觸、沒看到的問題。導演在探問這些人捨棄生命的背後驅動力時，遂延伸出仙姑的點子，想像著「會不會他們成為了想要成為的那個東西」？

故事最核心的「投胎做椅」也是導演的構想。他覺得人常常在想「要怎麼樣生活」、「做有用的人」。但很多事情非個人能掌控，況且什麼才是「有用」的？帶著有些厭世的語氣，導演直言「做人挺累的」。因此當他看到「來世還作人」這句常用於寬慰的話時，心中不禁打上問題：如果無法確定下一輩子會更好，你還想要當人嗎？導演說，不如當一張椅子還比較有用，在大排擋或熱炒店隨處可見，實用而不佔空間，人們也不會討厭它。這個想法成為電影中無處可歸的阿明的願望。

面對沉重無解的生命問題，導演採取了荒誕戲謔的風格來對應，讓不同片段具備各自調性。導演形容生活裡的種種面向、人生的各個階段就像各種類型的影片，例如對有些人而言，家庭是恐怖片，自己的生活像寫實電影。片中阿明在各階段的狀態，像是處於相異類型的電影，可是諷刺之處正在於這卻是一個人的人生。期間導演看過楳圖一雄與伊藤潤二的漫畫，以及《愛情萬歲》（1994）、《薄荷糖》（Peppermint Candy，1994）、《燃燒烈愛》（Burning，2019）等影片，隱約也對電影產生影響。此外，澳門以賭場聞名於外，電影因應阿明的角色背景，拍出賭場以外的澳門景色。導演將阿明住的區域比喻為台北萬華一帶，而他的人生就是在同一個區域裡生活，「可能連賭場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

在寫劇本時，導演一直在思考有誰能表現出男主角的氣質。他與黃衍仁認識多年，認為他很適合，早在疫情發生前便談好合作，其後因疫情延宕，最後在疫情空檔間完成拍攝，讓黃衍仁飾演苦悶抑鬱的阿明。拍攝時，兩人常討論劇本呈現的氛圍，黃衍仁的劇場與配樂經驗，也讓他的演出狀態與影片調性更加貼合。片中阿明與阿娟在天台談話的橋段，導演刻意讓他們可以隨意修改對白、節奏，擁有更多彈性做自由發揮，黃衍仁在這場戲中，即興改詞哼唱港劇《大時代》的插曲〈紅河谷〉，讓這個橋段的調性瞬間改變。

問及導演會否顧慮調性太多變？導演表示劇本原是90分鐘長度，剪接時刪減成現在長度，目的反而是要讓風格更跳tone，「不要讓它好像有又沒有」。從劇本到剪接的另一重要變化，則攸關導演談的「轉念之間」。在整個拍片過程中，導演持續思考何以安居的答案，這部電影也像是他尋找答案的過程。他坦言很多事情難以改變，萬般無奈下，唯一可以改變的是自己的想法，「很多事情都是個念頭，心裡的自由，全在於自己的想法」。電影現在版本與原來劇本十分不同，尤其因為想法變了，原本更為灰暗的自殺結局，因此有了些希望，三個角色都得到某種屬於自己的救贖。

片末阿明在布滿紅色塑膠椅的海灘上醒來，賦予觀眾開放性答案。有趣的是，電影完成了，導演的思索卻未停止，採訪中聊到結局，導演突發奇想，問起當阿明去到一個全部都是椅子的世界，那椅子對他來說，是否就會產生其他意義？言下之意似乎是，身在一群椅子中，阿明作為椅子的實用性安在，久了是否依然焦慮？原先的救贖收尾，是否真能解決他的內心困擾？或許，喪或不喪，不分人椅，存於一念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