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聞天祥

奇士勞斯基堪稱曲折的求學歷程，包括令他深惡痛絕的消防員訓練學校以及如魚得水的劇場技師學校。1964年，在嘗試第三次後，才終於擠進洛茲電影學院的窄門，奠定他此後的創作生涯。

從1969年的畢業作《洛茲小城》到1980年的《談話頭》，奇士勞斯基成為七○年代波蘭最突出的紀錄片創作者之一。首先我們得先理解一件跟本地截然不同的事實，紀錄片在當時的波蘭不僅獲得充裕的資金拍攝，擁有足夠的放映管道（除了電視台大量播放，政府也要求戲院放映長片前要先播短片，還有歷史悠久的克拉科夫影展獎勵傑出紀錄片），也被影評和觀眾所看重。

奇士勞斯基豐碩的紀錄片成果，形式多元。有的是讓攝影機隱形，卻教體制無所遁形，例如《辦公室》拍保險受理、《迴旋曲》講殯葬管理，表面不做評論，公家機構與民眾的距離卻盡在不言中。有時他會穿針引線，例如《七個不同年齡的女子》用一週七天、每天一名女性，從初學芭蕾的女孩到嶄露頭角、遭遇瓶頸到成為人師，有如藝術與生命的循序遞變；《談話頭》更以同樣兩個問題丟給嬰兒到人瑞，按年齡排列出一世紀的差異，也成了人生體悟的辯證。

你也可以看到奇士勞斯基介入到鏡頭裡的時刻，《照片》與《傳奇》他都扮演尋人的角色，無論想找的是老照片裡荷槍男孩的故事或是大文豪對家鄉的影響。但更驚人的是他讓被攝者暢所欲言的作品，因為他們面對攝影機的直白，往往歪斜了當局期待的典範：《我曾是個士兵》聚集一群失明老兵回想為國犧牲的壯烈，結論竟然成了反戰！寧可放棄坐辦公桌吹冷氣的《砌磚匠》會不會是識時務者的明哲保身？更有甚者是熱愛工作的警衛在《守夜者的觀點》反映出強烈的法西斯傾向；而《我不知道》則必須用打字機聲蓋過無數被指控的人名。無論被攝者是否自覺，某些作品完成後必須阻止電視台放映，以免造成傷害，成了始料未及。

這種跨入禁區的自我質疑，是奇士勞斯基後來離開紀錄片的原因之一。有些經驗更加極端：《71年的工人們》因題材敏感，錄音帶遭竊還可以想像；《火車站》有一小段影片只是捕捉人們對投幣置物櫃的滑稽反應，卻被沒收一段時間，因為警方覺得有可能拍到某個藏屍兇手。別人也許會歡欣鼓舞的意外發展，卻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稻草，他拍片的目的，不是要找殺人兇手或是與警方串通。

這種道德複雜性確實在他的劇情片得到更大的發展，不過我們回頭看《身家調查》與《初戀》也發現某些劇情片手法的滲入，對真實產生了奇妙的作用。《身家調查》是讓一個虛構的人物被真正的黨務機關盤問，其結果比真實還真實。《初戀》跟拍懷孕少女和男友決定結婚成家並迎接寶寶誕生的經過，最後那顆鏡頭從搖籃搖到窗外，停在冰上打曲棍球的孩子，抒情與戲劇化的程度，完全不下於他早期拍的劇情短片《人行地下道》。沒錯，在為數眾多的紀錄佳構中，奇士勞斯基也拍過劇情短片，他還為銅礦廠拍過教育訓練影片呢！

大師也是從小長大的。回頭看這批作品，除了滿足影迷追本溯源的探勘心願，也確有不少蛛絲馬跡。就像在看他首部習作、甚至是無聲的《電車》時，驚覺自己最愛的《愛情影片》原來早已有那麼一點雛型。

◎ 因最終無法取得授權，此次影展很遺憾未能放映奇士勞斯基1990年為《城市生活》（City Life）拍攝的紀錄短片《一週七天》（Seven Days a W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