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金馬影展|從跨境移動到人海相遇——《白日青春》導演劉國瑞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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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15 |
從跨境移動到人海相遇——《白日青春》導演劉國瑞訪問
文/謝鎮逸
編輯/謝佳錦
攝影/林軒朗
作為旅居香港的馬來西亞新導演劉國瑞,首部劇情長片作品《白日青春》即入圍本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等六項大獎,讓人不禁好奇這一部講述難民議題的香港電影,究竟經歷了什麼挑戰才得以誕生?
劉國瑞在香港生活、學習電影已經十多年。今年金馬影展有非常多香港年輕導演的作品,其中不少就是他創作路上彼此照看的夥伴。回想起《白日青春》從2021年底開拍,他表示今年花了大半年,就是一直在處理剪接、配樂等後期工作。好在辛勞付出終得收穫,第一次拍長片就有這麼好的入圍成績,他坦承衝擊很大;得知提名那一刻,非常意外和驚喜。
真實與虛構
創作肯定是跟自己在思考的東西有關,他也認為每個導演生命中都一定會有個母題:「我覺得自己最大的母題,就是漂泊」。
很久以前起,劉國瑞就在做難民的田調,也拍過一些香港難民的紀錄片。他表示這是一個複雜的議題,來到香港的難民族群很多,駐居原因不同,面對的問題也不一樣。香港有些NGO會去處理難民的疑難雜症,他也曾擔任很長一段時間的志工。「但我拍片不是要去批判香港難民制度,而是家庭關係、精神層面上的關懷,所以並沒有在劇情上去強化議題。反倒是,試圖把重點落在不同角色的處境,如何面對自己卻又影響他人——這些不同人之間的關係,是我這次創作的重點。」他提及之前在協助陳梓桓拍攝《憂鬱之島》時,發現絕大部分香港人往前推兩、三代都不是出生在香港。「這跟我自己的人生方向,以及屬於某種馬來西亞華人的精神狀態很類似。然後,我就想要把這兩者做一次結合。」
公路電影的設定在一開始就已想好,只是角色樣貌一直在變化。他不諱言這個劇本很難選角,而且如果要同時顧及兩個完全沒有表演經驗的演員會很吃力,所以決定找一位資深演員來搭配素人演員。在與監製的討論過程中,想到由黃秋生飾演香港計程車司機陳白日。他當時已移居台灣,於是,監製先把劇本發給他,並在他回香港一趟時約見面。黃秋生對劇本的概念、主題、方向都很喜歡,並對自己的角色提出想法。他本著豐富表演經驗,跟導演分享如何讓成果更被觀眾接受,如加入富有喜感的表演節奏,不至於讓整部片都處在壓抑當中。
陳白日兒子的角色應該要是個中生代演員,導演對此選角思索很久,靈光乍現下想到了周國賢,跟監製討論以後,確認他身上那一股倔強的氣質是不二人選。導演認為,縱使兒子戲份不算多,卻是最接近於自己的視角——一個華人家庭的兒子,如何去看待自己的父親。
難民男孩哈山戲份吃重,在寫劇本時也意識到如果這個人物不成功,電影就完了。一開始其實是堅持選用真的難民,但沒想到延伸出許多難以處理的問題,像是法律(難民無法工作),或是在香港的難民群體數量不算太多,要找到年齡相符還貼近角色的小孩,是難上加難,不得不捨棄。劉國瑞跟副導演針對此角做多次海選,除了巴基斯坦裔,越南、印度、尼泊爾等都曾納入考量。最終挑出12位小孩,找來兩位戲劇導師(其一為Kate Reilly,《夜香.鴛鴦.深水埗》導演之一)以小劇團形式帶領他們接受了一個多月的戲劇訓練,觀察他們在表演中的變化。最後,林諾這一位個性幽默、聰明伶俐的巴基斯坦裔孩子脫穎而出。他在四、五歲即跟隨父親移民到香港,聽不清楚廣東話也會積極反問,肢體語言豐富、言行談吐也會舉一反三。片中精彩的表現,也讓他入圍了今年金馬獎的最佳新演員。
從紀錄片到劇情片
「我一開始學習電影語言是從拍紀錄片開始的。」曾向香港重要紀錄片導演張虹學習紀錄片拍攝的劉國瑞,認識了「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 )的觀察式拍攝、不加入旁白等紀錄片觀念。他表示從紀錄片中收穫最大的訓練,是必須在拍攝中分鏡、現場思考剪接,讓他明白怎麼拍都可以,有些技術瑕疵也還好,最重要的是創造一個夠好的環境,讓拍攝對象融入其中。不過從紀錄片到劇情片,仍會衍生新的挑戰。對於紀錄片來說,現場一切都很彈性,無需擔心出亂子;反觀劇情片則需要關照各種眉角,因為一旦展開拍攝,就沒時間容許出錯。對於《白日青春》來說,也有童星演員歷經長時間拍攝須安撫情緒、穆斯林的飲食條件等新挑戰。
回頭來談拍過的不同片型,劉國瑞坦言,雖然拍過不少紀錄片,但始終覺得自己拍得不夠好,而且還要承受很大精神壓力,在講究與拍攝對象建立關係之餘,還要思考紀錄倫理中的關係尺度。後來慢慢地也就轉入劇情片導演與編劇創作,想像力發揮的空間與自由隨之擴增。不過,拍紀錄片的訓練卻仍對他在田野或與人交流有幫助。創作劇情片至今,他都在嘗試不同的講故事風格,並自陳並非是一個擁有強烈個人風格的導演,所以每一部短片的視覺風格與敘事風格都大為迥異。這不僅是因為試圖多方嘗試、尋找最舒服、最合宜的創作方式,也能夠因應不同主題而打造出不同的整體風格。
說到底,都是人與人、你和我
一開始劇本的發想確實是想講香港難民的故事,但劉國瑞真正開始劇本創作時,「我發現沒辦法那麼簡單去找一個難民的故事。意思就是,我可以用很寫實的方式去講香港難民制度的問題,這樣就會變成一部很寫實的電影,但這不是我想要的創作方向。如果我要挑戰社會制度,我去拍紀錄片會更直接。所以當我要創作劇情片的時候,我應該在某種程度上,去反映出香港更深層內部的一些結構性問題。」
片中,白日與青春(哈山的中文名是莫青春)倆人因為各自家庭的移動經驗,而導致家人之間的疏離與隔閡,更造成家庭關係的缺失。後來,這兩人則在機緣之下,互相指認出對方心裡的那塊空缺。比起難民議題,他坦言自己更關注的,是「為什麼人會變成今天的樣子」。喜歡探索生物學知識的他,從閱讀認識到萬物起源不過是海底的有機分子,最後卻逐漸演化成分散在世界不同角落的人種、語言、文化、性格等。因為自身的生命軌跡,劉國瑞也一直不斷在經歷相遇和分開、駐居又離開。「我是馬來西亞華人,我四代之前的祖先從中國南方漂泊到南洋、紮根,跟著過了兩、三代,我又離開了家鄉到香港發展。對我而言,我一直在思考人是怎麼走到今天這一步的?為什麼一個人會住在他現在所處的地方?為什麼分別從不同地方來的陳白日與哈山,會在香港這個地方相遇,爾後又分開?」
隨著創作逐漸開展,本是泳渡移民的陳白日,與無國籍的難民莫青春,折射出了香港社會的一道景觀。直到電影完成時,才發現原來這一切都是連結了從自己的生命經驗出發,進而到社會、世界,最後到有關「人的命運」這一道亙古不變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