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偉群 / 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

***專文內容有涉及劇情，請斟酌閱讀***

民國七十五年三月間，新竹市發生金瑞珍銀樓搶案，二人持刀犯案，砍傷銀樓老闆並搶走店中二件金飾。三個月後，郭中雄在另一間銀樓行竊金飾，事後被捕。警方鎖定郭中雄為金瑞珍搶案的搶匪，對郭中雄刑求。郭中雄在警訊筆錄中供述和曾為僱主的傢俱店老闆蘇炳坤共同犯下搶案。蘇炳坤因此被捲入刑事司法的巨輪之下。

《從那天起 我們開始哭泣》記錄的是蘇炳坤與太太陳色嬌以及其子女的人生轉折，是兩人對於蘇炳坤蒙受司法冤屈三十年歷程的訴說。

蘇炳坤所經驗的是台灣司法冤案的典型：警察刑求；檢察官依賴被告或共同被告刑求下的自白起訴，法院據此將被告定罪；檢察官和法院無視刑求的存在；法院恣意心證，有罪推定，輕忽有利被告的反證，而且一直不願意承認犯下錯誤。蘇炳坤與陳色嬌為這場錯誤所付出的代價則是，家業俱散，身心俱創；陳色嬌必須在三十年的生活艱難中餋子成人，幫助蘇炳坤爭得被剝奪的自由與清白。

蘇案發生時，台灣還處於戒嚴時期。導演張明右很有意識（思）地藉由新聞影片的串接，將蘇案放置在台灣民主化歷程的時間軸上。透過蘇炳坤和陳色嬌的敘事與時間軸的對照，讓觀眾得以看出威權統治與司法冤案之間的關係，同時也讓觀眾得以看見，即使步入民主時代，被冤者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司法認定有罪。在蘇炳坤被捕入獄後，為蘇炳坤申冤的義人楊錦同於新竹地院門口自縊死諫，此時，解嚴已經逾十年，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則逾五年，而距離第一次全國司法改革會議，還有兩年。

台灣的民主轉型自始就缺乏對過往司法不法的清理。蘇炳坤所見證的司法文化，無疑地是威權統治留下來的產物。發生在蘇炳坤身上的，也發生在蘇建和等三人身上，在盧正，徐自強，邱和順，江國慶身上，乃至於進入二十一世紀，已經政黨輪替的二年後，還繼續發生在鄭性澤的身上。司法的民主轉型，相較於政治上的民主轉型，顯得尤為遲緩。

不過，另方面，我們也不能認為只有威權政治才會製造冤案，或者完全以威權遺緒來理解蘇炳坤冤屈為什麼會發生。如今已經有許多司法冤案的研究告訴我們，司法之所以會犯下錯誤，未必能簡單地理解成檢察官或法官有惡意，有許多時候是出於人性上常有的心理機制，即認知偏誤，確信偏誤，隧道視野。用白話來說，就是在缺乏警覺下的偏見或認知盲點。還有，就是制度上提供了司法人員陷於偏見或盲目的誘因。

最近幾年，我們的司法面對司法冤案的態度出現了比較明顯的轉變。首先是鄭性澤案在檢方主動聲請再審的情況下，獲得無罪判決，而後，蘇炳坤案的平反也印證了這一個變化。不僅如此，我們也看到其他的案件陸續獲得平反，如陳龍綺，謝志宏，吳明峰等等。這當然表示我們司法有了進步，開始願意面對自己的錯誤。不過，在樂見之餘，我們還是必須保持警惕，因為司法的盲目永遠可能存在。

警惕來自於記憶。被冤者的敘事被紀錄下來，讓現在的人們看見，讓未來的人們看見，讓司法人員記得，是讓司法未來避免犯錯的重要依憑。在有識者的奉獻下，我們先前有了蘇建和等三人的文字與影像紀錄，有了盧正，徐自強，鄭性澤的文字與影像紀錄，現在張明右導演也為我們留下蘇炳坤案的影像紀錄，其價值與意義正是在此。特別是今天，當蘇建和等三人還繼續在民事訴訟程序中證明自己無罪的時候，當邱和順還在等待民間團體救援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