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令華

編輯／洪健倫

29歲的年輕人，在萬華的街頭想念逝去的愛人，而愛人即將遠走，離開台北城。那是2020年的選前之夜，年輕人將記錄了情侶的那台GR1V相機賣給了二手店，輾轉間，愛人將相機買了回來，物有記憶，物是記憶，選後彷彿一切就要不同了，兩人在最後的電影院裡別身而過。

《幻日手記》留下了年輕人的身影，王君弘如過往的作品一樣，自己現身，成為遊蕩如一絲細線的年輕人，走過熟悉的二手攤頭，騎著擋車，沒入黑白影像裡的人流。這是29歲的王君弘寫給自己的日記，在即將30歲的懸崖邊，他抱著急迫和焦慮，就算預算還沒到齊、時間緊迫只能低限地製作，他還是要把它拍出來，把過去的自己埋葬成一場儀式。

「現實是會超出劇本，但是電影永遠是對準現實的」，王君弘受訪時這麼說。就像片中年輕人住的鐵皮屋，是王君弘大學唸書以來蝸居七年的頂加套房，現實跟電影一起搭景，小吃攤反覆播著電視上造勢現場熱鬧歡騰，世界裡永遠有畫外音，一層又一層，王君弘說，就像永遠都身處電影裡一樣。

大學時期深受藝術家高重黎的實驗電影課影響，他說，課堂上常常只有小貓兩三隻，還有一些來混學分的同學，但總有人會留下，自己也是選擇留下的人。聽著高重黎談影像和機械——「機器影像是物」「影像機器是物」，這些論辯成為王君弘思考電影是什麼的重要線索。電影不只是故事和情節，電影關於靜態攝影，也聯繫著作者和影像之間。王君弘說，他還沒放棄故事，在聲影環伺的城市裡，建造中的高樓有不絕於耳的工程聲籠罩著，他認為電影是可以捕捉、也比靜態攝影更能夠表達他自己的一種語彙。

「喜歡電影讓人困頓，不能過優渥的生活，但還是想拍電影、想記錄下這個時候的自己，面對選舉整天吵鬧、四處高掛的競選布條以及『守護中產階級』的政治人物，政治上的不確定性就像是裡面的角色一樣，每天只能感受到很深刻的虛無，生活跟創作之間找不到平衡，不知道未來可以往哪裡走。」王君弘很坦誠地說，這樣的矛盾與幽微，是電影極力想捕捉的。

萬華街頭走過的每一個棲居者都像是活在都市邊緣的人，台北橋的機車瀑布與賣玉蘭花的阿姨，機車行的老闆和天橋上的算命師、流浪者，他們靜靜走近王君弘的攝影機，攝影師王鈞開玩笑地說，大部分時候王君弘看到了畫面，就會自己兀自架好攝影機拍攝，大部分的影像都是這樣完成的，現實的隨機與偶然，模糊掉虛構與非虛構性。但王君弘說，他無意懷舊，這正是他正在經歷的城市樣貌，或許看起來似乎與九〇年代的台北並無二致，但有些事物的確如此舊舊地留在那裡。

像是小高的店——座落在羅斯福路上、山外書局旁的一間二手古物舊書店。它出現在《幻日手記》裡，成為每個人相遇的驛站。小高的店今年五月因為疫情收掉了。王君弘說到這邊滿是失落，就像收掉的當下，他也人在現場幫小高留下一張照片。「物」對王君弘來說，是可以相遇的，他看的第一部蔡明亮電影《洞》就是在西區的地攤上買到，每當與物相遇，就會勾連出過去儲存的所有記憶。儘管在電影中，虛構了幾場物的相遇，但那都是奠基於作者個人十分真實的情感和經驗。

尾聲，台北城的夜裡仍有晝伏夜出的人，醉倒在歌舞廳的年輕人聽著霓虹燈下唱《醉死台北城》，英文片名 Far Away Eyes 就是在說「你在我面前，但心卻很遙遠」，王君弘說這首滾石合唱團（The Rolling Stones）的歌是電影一切的起點。言叔夏在〈白馬走過天亮〉裡寫道，「如同所有必將來臨的天明。九〇年代白馬般地自窗外走過，彷彿一個天亮。天亮以後我就三十歲了。如此而已。」

三十一歲的王君弘也發現，如此而已。這是這部電影告訴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