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9年11月20日（三）19:00《地平線上‧炙熱之夏》放映結束後

地點：台北信義威秀影城14廳

主持人：塗翔文

講者：《地平線上‧炙熱之夏》導演黛爾芬羅里賽、《打烊時刻》導演妮可富格勒、《我的成長G事》導演史蒂芬瑞道瑟

口譯：何美瑜、林孟穎

文字記錄：蔡曉松

攝影：留榮鋒

 

塗翔文：我們這次邀請多部瑞士電影到金馬影展映演，今天現場會有三位瑞士導演，來與我們聊聊我們陌生的瑞士電影。我們大多是在影展看到，但多半不是很瞭解瑞士電影的環境、背景，創作養分的來源，那我們今天就有機會好好聊聊。我們以熱烈掌聲歡迎三位導演。第一位是《地平線上‧炙熱之夏》黛爾芬羅里賽導演、第二位是《打烊時刻》妮可富格勒導演、第三位是《我的成長G 事》史蒂芬瑞道瑟導演，我們等等進行過程都需要翻譯，就請大家稍微等等。首先先請三位跟大家打個招呼。

 

黛爾芬羅里賽：我是《地平線上‧炙熱之夏》的導演，很高興能在台北放我的電影。

 

妮可富格勒：大家好，很高興看到現場有這麼多觀眾，很歡迎大家等等與我討論。

 

史蒂芬瑞道瑟：很榮幸能被邀請來金馬影展，參加座談並放映我的電影。

 

塗翔文：首先，我會針對瑞士電影，希望三位導演與我們聊一聊自身的經驗。第一個問題想先請三位告訴大家，你們成長的過程當中，瑞士本地的電影給你們甚麼樣的印象與影響。像史蒂芬瑞道瑟導演的紀錄片裡面就提到很多好萊塢的電影，瑞士的電影市場是否跟臺灣一樣，還是以好萊塢電影為主，本地電影的市場還是有限的？

 

史蒂芬瑞道瑟：基本上，在我小時候，瑞士電影是不存在的。瑞士其實是一個非常小的國家，有四種語言，三個主要地區。我來自日內瓦，是法語區。在我成長的過程中，世界裡只有法國電影與美國電影，幾乎完全沒有瑞士電影，就算是所謂的「瑞士德語電影」，也是另外一個世界的東西，幾乎不會在法語區放映。在我小時候，瑞士電影就算存在，我的認知上也是非常荒謬的東西，我這樣講似乎有點殘酷，但這就是我從小時候對「瑞士電影」的印象。

 

我小時候沒看過瑞士電影，也真的想不起來有哪些瑞士電影的存在。後來我才發現，如果有瑞士電影的概念，可能就是等我們這一代去創造，我在青少年期都一直抱持這樣的想法，直到長大才比較有對瑞士電影的認知，就像  1977 年有一部瑞士德語區的《瑞士人製造者》（The Swissmakers），這大概也是我之後才在電視放映時看到的。

 

妮可富格勒：我完全贊同史蒂芬對瑞士電影的印象。我們家以前也會去看電影，但我從來沒有對瑞士電影有印象，一直在我青少年期都還是這樣子。我在二十出頭對瑞士電影慢慢有點認識，我是從紀錄片開始接觸瑞士電影，我當時是電視記者，才會慢慢去看一些跟我溝通，讓我能有感覺的紀錄片，之後也看到喜歡的瑞士導演，就開始走入紀錄片與接觸藝術電影創作。

 

黛爾芬羅里賽：儘管我的家庭來自瑞士，但我是在法國成長的。我一直到二十歲左右才開始看電影，之前都對電影沒有太大的興趣。雖然大家都以為高達是法國人，但我印象最深的瑞士導演就是高達，高達早期的電影是很真實的，關於真實的生活、真實的人，它影響了我，也讓我有拍電影、創作電影的慾望。

 

史蒂芬瑞道瑟：這很有趣，因為對我來說，高達還真的是法國人。政治上來說，高達確實有雙重國籍，就我的想法來說，身為一個瑞士人，除非你到了國外創造一些生涯成就，不然你是不存在的。你必須先到國外，在成名之後回到瑞士，才會被大家承認。法語區的瑞士人要到巴黎發展，如果是義大利語區，這個區域又更小，就要到羅馬或米蘭、如果是德語區，就要到柏林等等，總之就是要到海外成名之後，瑞士政府才會把你接回來，享受你的名聲。

 

瑞士有點人格分裂症，因為不同語言，我們有義大利文化、德國文化、法國文化等等。但以行政角度來說，我們都是瑞士公民，拿瑞士護照。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關係。但我們就是拿著瑞士護照，也不能去申請各國的資金補助。瑞士本地工業的規模很小，在瑞士，我們不太可能拍大型的製作案，除了蘇黎士之外，瑞士本地演員都沒有經紀人，只有到巴黎才會找到有經紀人的演員。基本上，經紀人制度基本上在瑞士本地是不合法的。

 

黛爾芬羅里賽：我們可能要打個電話給高達，看看他是在哪裡長大的（笑）。在 1990 年代之後，瑞士有一系列拍劇情片的新導演慢慢浮現。紀錄片跟劇情片的發展，在瑞士不太一樣，資金管道也不同。有幾位導演在瑞士從 90 年代開始變得較為知名，他們就開始發展出自己的製片公司，也到國際各大影展參展競賽，所以其實，慢慢的，瑞士在劇情片上也是有電影工業的。

 

  

 

塗翔文：我的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語言的問題，三位其實也都有提到。我們都知道瑞士有好幾個地區，有多種語言。是不是也能聊聊電影文化的影響力、影像教育、電影市場等等。總之想請教三位，語言的分散是否對電影環境有所影響，你們又會如何交流？

 

《打烊時刻》製片Aline Schmid：各位好，我想補充一下，我是《打烊時刻》的製片，我本身在德語區出生，但是在法語區工作，像我這樣的人其實是例外，通常不同語言區出身的工作者交流沒有那麼密集。雖然這種情況也是有慢慢在改善。其實瑞士是一個非常小的市場，我們有三到四個地方電視台，基本上瑞士電影的發展受到電視台的影響非常大。法語區比較小，所以比較容許拍一些創作態度比較開放自由的法語作品，那其實，德語區是比較大的區域，受到的限制也會比較多，會有比較形式化的紀錄片與劇情片，但是在不同的區域工作，受到的限制也不太一樣。

 

所謂的德語區，使用的是一種叫「瑞士德語」的奇妙語言。當地總共有四百萬人，瑞士德語比較特別的地方，是一種只有口說而沒有書寫文字的語言，對於編劇來說，就會有很艱難的工作條件，對演員來說也會比較辛苦，小小一個瑞士德語區，會有不同的口音與方言。舉例來說，從蘇黎世來的人，一開口你就可以辨識出他的出處。可能隔了幾十公里，講的方言就會完全不同，基本上來說，這樣語言的分歧，對電影製作是很大的困難。不只是語言，也會因為德語製作、法語製作，有不同的資金與市場分野，這都會讓市場變得更小，而且更難執行。

 

塗翔文：那，三位能否跟我們分享一下，三位是怎麼展開各自的電影事業，拍攝你們的作品。包括籌資與走上電影路的過程。

 

黛爾芬羅里賽：我不是讀電影出身的，我在十七歲從學校畢業之後，曾經有十年在戲劇界工作。之後看了很多電影，在法國拍關於現代舞的小型紀錄片，也當過演員，最後才開始拍劇情片，原因我也不曉得。我目前現居在比利時，我第一部電影的製片也在比利時，那位製片的家庭來自瑞士，他知道我是瑞士人之後很驚喜，我們後來一起找另一位瑞士製片，拍了我的第二部電影。我現在主要在瑞士工作，拍紀錄片，基本上來講，比利時跟瑞士很相似，這兩個國家都很小，市場也很小，語言又分歧。可是瑞士相較之下資金還是多了一點，我很幸運，我有瑞士跟比利時兩個國家的資源，可以做共同製作，資金來自兩個國家，可以籌到足夠的錢去創作。基本上，我講法語，我的電影也是法語片，但是在法國，我也不會被認為是法國人。我們也很難以法語片進軍法國市場，基本上也不會被認可。我們的國家很小，市場很小，靠得都是對電影的熱情。

 

塗翔文：這點與台灣很像，台灣很小，市場也很小，我們也很想拍片，讓對岸可以看，但我想他們也不會認同我們的電影是他們的電影，這個很接近。

 

妮可富格勒：我來自瑞士德語區，我有很相似的經驗。我一直到二十幾歲才從記者轉行到電影，我一開始決定念電影的時候，就想去德國唸，因為德國畢竟有比較大規模的電影學院，所以我一開始就決定去德國。也因為我在德國念電影的關係，我大部分的電影人脈都來自德國，我有部分時間也會住在德國。但因為我還是有瑞士護照，所以我也能申請瑞士的國家資金，他們也會給我很大的創作自由，這是我覺得自己很幸運的地方。

 

史蒂芬瑞道瑟：我的電影路有點人格分裂。我從十二、十三歲就拿著家庭錄影機在花園一起跟兄弟、鄰居朋友一起拍電影，拍間諜片、跆拳道電影。但我從來沒有想過拍電影會成為我的職業，我的爸爸是個非常有天分的人，但他最後還是找了個比較正常的工作。雖然我從小就知道我喜歡電影，但我後來讀的是法律，並沒有去電影學院，因為我覺得自己要繼承爸爸的事業。

 

直到我出櫃，接受自己的同志身分之後，那是我人生的轉折點，因為我覺得如果我的私人生活可以有這麼大的改變，或許我也可以去嘗試其他想做的事，或許拍電影也是可能的。但這和我正式成為電影導演也隔了十年。中間我去參與同志運動、當過記者、去美國住了三年，直到三十一歲的時候，看到一家瑞士電視台應徵實習生，我就去應徵，沒想到就錄取了，所以才開始在電視台裡面受到訓練，這就像是一個能拿薪水的電影學校。我在裡頭工作五年，接受影像訓練，也到各地旅行，去了各大影展，坎城影展、盧卡諾影展等等，當然，電視台工作可能跟電影藝術有一段落差，但是這些影展讓我能接近電影藝術。到十一年前，我搬到柏林開始成為一個獨立電影工作者，開始認真開創電影事業，我去柏林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我的母親是德國人，這讓我覺得柏林離我的心靈比較近。雖然我定居在柏林，但我也還有瑞士護照，所以我會申請瑞士資金來拍電影。

 

  

 

塗翔文：我們還剩下一點點時間，留給現場觀眾吧。

 

觀眾A：我想問三位導演，請問你們能不能分享你們認為瑞士電影的特別之處何在，儘管你們有可能不認為瑞士電影存在。

 

史蒂芬瑞道瑟：所謂的瑞士電影，我不覺得有非常明確的定義或特質。瑞士電影可能都有點謙虛或甚至是自卑的特質，就像是瑞士的足球隊一樣，他們今年第一次打入歐洲盃，但當我們的足球隊與強敵，例如德國、法國，義大利等等對打的時候，一點點成績都會覺得好像已經做得很好了。我就會想，也許有天我們能做得更好。

 

瑞士人常常講說，我們是很小的國家，所以我們只能拍小規模的電影。的確，我們需要合資才能拍比較大成本的電影，但就像在藝術成就來說，瑞士人其實不需要這麼拘泥，就像瑞典一樣，它們跟瑞士的大小差不多，但瑞典就不會有這種自卑情結。當然，瑞士還是有許多優秀的人才，但都定居在國外；除此之外，瑞士片的內容就是太瑞士了，侷限在我們瑞士的議題一樣。雖然剛才妮可說，拿國家的錢也不代表會被侷限自己的創作自由。但好像瑞士人都會自己在想，「這好像不太瑞士」，那甚麼是「瑞士元素」呢？要有牛要有巧克力要有起司，這樣嗎？當然，瑞士可以很謙虛，但也可以是一種開放的態度，去把不同的聲音融入我們自己，去創作一些東西。

 

黛爾芬羅里賽：我想要補充，當我們有足夠的錢去拍片的時候，我認為我們的電影要更有普世性，而不是像剛才講的一樣，在裡面放牛、放巧克力，這樣子。也許在國際影展裡面很難一開始就介紹這是「瑞士電影」，如果我們能更具普世性，就能走入歐洲電影的概念。

 

妮可富格勒：沒錯，內容可能需要更具普世性，但就像我拍了一部關於台北的紀錄片，當我申請資金的時候，也被問到這部電影的瑞士觀點何在？我必須要說服對方說，故事可能是更普世性的，談的是人的存在，等等。

 

觀眾B：我想問籌資與選角的問題，因為剛剛提到多語言的文化特色，可能就會對跨國合製有更多需求，但如果更傾向這種模式，導演是否會認為這是一種不得不的無奈。

 

史蒂芬瑞道瑟：我是完全沒有跨國合製的經驗。我也沒有拍過太多電影，我目前所有的電影製作都是百分之百的瑞士資金，但我想分享一個經驗，我有一部劇情短片《Prora》，那時候要被認定為瑞士電影，演員需要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瑞士演員。基本上，我有兩個男主角，一位是金髮、一位是棕髮，我先找到一個德國演員，另外還要再找一個，那我就一定得找瑞士演員，不然我就沒辦法突破那個百分之五十的門檻。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去找一個符合條件、會講法語的男孩，但是在瑞士法語區又沒有經紀公司，我花了很長的時間都徒勞無功。

 

但我的朋友後來就鼓勵我去法國找吧，不要為了拿瑞士的資金去找一個不怎麼樣的瑞士演員，拍一部不怎麼樣的瑞士電影，你一定會後悔的。不如就放棄瑞士資金，用比較少的錢去拍一部比較好的電影。我聽從我的朋友建議，去了巴黎，我透過經紀公司找到非常中意的演員，就想要與他見個面，經紀人就回答說，這個演員當時回瑞士度假。我那時就恍然大悟，原來他是瑞士人，有瑞士護照，但這些資訊也沒有被寫在他的履歷上面。總之，我的想法是，為了拿資金去妥協，這樣的事一定會發生，但最後就關於取捨。

 

黛爾芬羅里賽：瑞士是很小的國家，大部分人去創作都有心理準備，要去做很多合作上的妥協，造成可能沒有真正所謂的瑞士電影。

 

妮可富格勒：我就長話短說，我基本上是不太妥協的人（笑）。我會跟我熟悉的團隊，用少一點的資金拍我想拍的東西，但當然，也是要看項目與案子。

 

塗翔文：我們謝謝三位的分享，我們可以發現瑞士跟台灣的狀況有點相似，謝謝金馬這次幫我們打開一個門，讓我們可以參照瑞士電影的狀況，或許我們未來也就更能持續關注。謝謝三位，也謝謝今天參與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