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8年11月13日（二）20:10《十年日本》放映結束後

地點：台北新光影城2廳

主持人：陳俊蓉

講者：蔡廉明／｢十年｣系列監製

　　　伍嘉良／｢十年｣系列監製、《十年》導演

　　　劉嘉明／《十年台灣》監製

　　　艾狄雅阿薩拉／《十年泰國》導演、製片

　　　高松美由紀／《十年日本》製片

口譯：吳奕倫（日語、粵語）、何美瑜（英語）

文字記錄：林佩璇

陳俊蓉：

今天非常高興可以邀請到四組影片，香港《十年》、《十年泰國》、《十年日本》、《十年台灣》的製片都來到現場，這場座談會主要會從製片的角度去切入，談談當初這個案子是怎麼樣成形，怎麼樣選擇導演，怎麼樣選擇合作的國家，以及他們合作的模式等等。

艾狄雅阿薩拉是《十年泰國》的製片，同時也是《十年泰國》第一部《日落》的導演。再來是《十年日本》的製片，高松美由紀小姐。《十年》的伍嘉良跟蔡廉明，伍嘉良導演同時也是《十年》香港影片裡面最後一段《本土蛋》的導演，伍嘉良導演跟蔡廉明製片，同時也是發起這整個｢十年｣國際版計畫兩位最重要的幕後靈魂人物。最後一位是我們《十年台灣》的劉嘉明製片。

先簡單幫大家介紹一下｢十年｣的起源，伍嘉良導演在2014年的時候，拍了紀錄片《趁還有墟》。他在拍這個紀錄片的過程，跟香港很多人民在聊天的時候，發現香港人民對現狀有非常多不滿，他希望可以做更多，希望可以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導演來發出人民的聲音。所以他們在當時找了五個導演，在這樣的狀況下就拍了《十年》這個作品。當然作品其實是非常的成功，得到香港金像獎，在香港的票房也非常好。其實｢十年｣本身是一個實驗，他在訪談裡面這樣講過，可是我覺得十年國際版是個更大的實驗。

我在台北電影節曾經參與《十年台灣》的映後座談，當場看過《十年台灣》的朋友有一些複雜的情緒，當時大家覺得，好像《十年台灣》跟香港《十年》很不一樣，好像不太政治。到了今天看到《十年日本》跟《十年泰國》之後，好像又有一些不同的感覺。其實｢十年｣這個案子，想要捕捉的東西，其實可能超越政治，有更多面向。想要聊一下，因為《十年》香港的命題非常清楚，就是衝著政治而來，你們在決定要繼續跟其他國家發展案子的時候，是怎樣樣去決定是哪個國家？其實每個國家的民族性跟現代社會狀況非常清楚，譬如說選了泰國，可能就會想像應該會有怎樣的情緒出現；選擇日本，也許也有一種想像中的企圖，那你們怎麼去選擇國家來合作？

伍嘉良：

其實是有一個滿長的故事，也不是單單我們去選角。最初是在義大利烏迪內遠東影展（Udine Far East Film Festival），高松美由紀看完香港《十年》之後，就主動找我一起談，有沒有機會去開放開發一個日本版本的｢十年｣，所以日本版本其實是他主動去開啟。但是我們之前也有一點點的種子在我們心中，在想完成香港版本之後，怎麼樣去繼續這個計畫。其實我們也在想，因為有很多人問我們，去拍二十年、三十年怎麼樣，但是我們也不想給人一個後續，但是我們就是在想，如果有其他地方的版本就好了。所以有一個日本版本主動找我們，之後我們在想，其實我們跟台灣某些狀況某些文化是滿近的，所以也很想去開發台灣的版本。

陳俊蓉：

我開一個玩笑，看你的影片的時候，《本地蛋》就出現答案了。裡面說香港蛋不能賣了，就趕快找台灣蛋，是不是找泰國蛋啊，這是你的符碼在裡面。接下來想請教泰國、日本還有台灣的製片們，你們接到這一個任務的時候，你們開始怎麼樣想像你們的導演，怎麼召集你們的魁地奇隊員？我想先請《十年日本》的高松美由紀小姐幫我們講這一段，因為大家剛看完《十年日本》，導演們在現場，也許可以讓他們跟大家打一下招呼。

高松美由紀：

大家好我叫高松美由紀，我想先介紹三位導演。

藤村明世：

大家好，非常謝謝各位今天來觀賞我的電影，我是《十年日本》第四段《無色的空氣》的導演，我叫做藤村明世。今天這麼多人來看我們的電影，我覺得很高興也很幸福。

津野愛：

大家好，我是第三段《數位遺產》的導演，我叫做津野愛。希望能夠透過這部電影跟觀眾有更多交流，我真的覺得非常高興，謝謝各位。

木下雄介：

大家好，我是第二部《惡作劇同盟》的導演，我叫做木下雄介。十年其實是互相連接的，十年連接著十年，又連接著十年再十年。各位如果看完我們的電影，在人生日常生活當中有體會到一些什麼、發現到一些什麼，或許這些發現也跟著你未來的十年再十年，可能會創造更多的未來，中間是息息相關的。非常謝謝各位來看我們的電影。

陳俊蓉：

謝謝三位導演。請高松美由紀跟我們分享一下，《十年日本》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靈魂人物是枝裕和導演，你怎麼說服他參與這個案子？以及你們的導演是怎麼選出來的，其實《十年日本》這個案子的遴選導演是這一次所有企畫案中形式比較特別的。

高松美由紀：

非常謝謝所有觀眾今天來看這部電影，還有謝謝金馬的邀請，非常榮幸能夠帶三位年輕導演來參加金馬影展。明天下午三點左右還有《十年日本》的放映，三位年輕導演會出席Q&A，希望大家可以再回來聽他們說話。希望大家能好好照顧這些導演，如果在路上遇到他們，可以儘量要求他們簽名，可以多多跟他們交流。

《十年日本》是怎麼樣成形的呢？剛才主持人有提到，我其實是在義大利遠東影展的時候看到香港《十年》，覺得非常感動非常有興趣，就跟香港兩位製片聊了一下。回到日本之後，我就開始寫企畫書，可是在寫的時候，其實沒有任何特定的對象，因為我之前其實沒有任何製片的經驗，也不曉得要怎麼去籌錢。非常幸運的是我遇到是枝裕和，他很願意栽培年輕新導演，他也很好奇這些年輕新導演如果有到海外參加影展的經驗會是怎麼樣。他覺得日本的導演很可惜，有才華的年輕導演通常沒有到海外發展的機會，讓海外的觀眾看到他們的作品。所以是枝裕和就決定幫助我，他說儘量用他的名字去募資，創作的部分他也會盡全力幫我。其實當初在發想這個計畫的時候沒有想太多，就如當年《十年》香港他們其實沒有想太多，想做就去做。這就是整個計畫的起源。

陳俊蓉：

想再多問一下，五位導演是怎麼選出來的，我聽說當初有一個劇本的遴選過程？

高松美由紀：

一開始的確是有一個劇本的比賽，大概有三十個日本電影工作者投件，一開始先初選了十二個劇本。這時候是枝裕和加入進來，他選了五個，其他製片選了另外五個，接著所有遴選的人跟是枝裕和有十分鐘的面談，最後決定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五位導演。我們選擇的條件，其實不看經驗也不看名氣，單純就選擇五個覺得最好的劇本。

陳俊蓉：

我知道《十年泰國》艾狄雅製片兼導演，他找到導演的過程又是另一個故事。

艾狄雅阿薩拉：

是香港的製片先連絡我，我再決定加入泰國的案子中。我選擇導演的第一個條件，因為泰國這四年來都是軍事獨裁政權，我希望導演們跟我一樣對軍事獨裁政權有一定的憂慮，有話想要對這個政權說。第二個條件是，我選的導演是我景仰的導演，所以《十年泰國》的導演相較之下比較有經驗，甚至有大導演，像阿比查邦和瓦西。因為他們屬於比較年長一點的世代，我希望加入一點年輕的聲音，所以選了另外一位年輕的導演朱拉亞農。

  

陳俊蓉：

接下來我們請台灣的劉嘉明說明一下台灣的導演是如何召集的。

劉嘉明：

主持人問到關於台灣導演的選拔過程，老實說當我們在參與這個案子的時候，主要的名單都已經被提出來，我們只是做最後的確認。香港的廉明、嘉良和曾憲玟（另一位｢十年）」系列監製），他們對台灣導演做了一個非常詳盡的調查研究，出來的名單其實非常驚人，在這個世代裡面，我們幾位比較年輕的導演，正要開始發出聲音的這些導演，都在這個名單上面。只有一個人做了更換，就是在五個人裡面有一個做了變動，其他四位都是從頭一路跟著我們做，最後加入的是呂柏勳導演。

現場台灣的觀眾，有看過《十年台灣》的可以舉手嗎？我覺得自己家的孩子有時候真的要多照顧一點，雖然是一個國際影展，我還是要替我們《十年台灣》做一下廣告。我在電影不同面向裡面工作了三十年，一直很擔憂一件事情。當我們電影產業化之後，不斷去強調市場性之後，我們會失去講自己故事的能力，可是如果我們不講我們自己的故事，沒有人會講我們的故事。當新一代的導演，從他們身邊關注的事情，轉換出影像的作品，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重要，會替我們的世代留下一個記憶。我覺得記憶跟我們每個人的角色、身分是緊緊相扣的。沒有記憶的民族，可能是非常飄盪不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的民族。可是就是因為他們有這樣的觀察，讓我不用擔心。我們每次都會講台灣的新浪潮電影，畢竟他們的世代已經過去了，我們需要有更新的台灣新電影出現。這次做這個案子，讓我非常有信心，也非常榮幸能夠跟這五位年輕導演合作。

陳俊蓉：

這邊有一個問題想要請教伍嘉良導演或是蔡廉明製片，作為一個總監制的角色，你們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什麼？或者實際上你們參與每一個案子，大概以怎麼樣的方式去合作？

蔡廉明：

大家好，我是香港《十年》也是國際版十年的製片。我們剛才這樣講，有這個概念之後，就去找其他幾個地方。其實我們的角色很清楚，我們把｢十年｣的願景vision這個概念跟他們分享，但是一定要由當地的導演來講他們的故事。講的故事一定是當地觀眾看完，會覺得是他們自己的未來，這個是最重要的。剛才主持人也說，為什麼好像其他地方，特別是《十年台灣》，好像不是一個很政治的電影。《十年》原本也不是要做政治電影，剛好是當時香港的處境，所以我們的出發點就是講每個地方的未來。分工方面，開始一個project計畫，一定要找到當地的投資來支持這個電影。這是一個合作，也是很感謝每個地方，特別是製片，我們講完這些之後，他們要做很多很多工作。

伍嘉良：

還有一點我覺得滿重要的，回到香港，讓我們自己去創作，去主導創作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們有很多錢做很大的製作，很多時候投資方會考慮故事怎麼說出來，有什麼明星、影人參去演片，有很多限制。但是我們就沒有這個包袱，我們覺得每個國家的版本，很重要是去回到創意的部分，是由導演這邊去做。有趣的是，我們聽到是枝裕和，我們有一點點擔心，會不會導演的創意被主導，所以這個部分我就有跟高松美由紀說，他們怎麼保留導演創意的部分，滿有趣的。

  

陳俊蓉：

相同的問題也想要請教幾位製片。我看到《十年泰國》、《十年日本》之後有一個感覺，這個十年國際版的啟動，雖然命題是說看看十年後的泰國、日本、台灣，似乎就是這麼寬廣的一個命題，但是這個命題的態度是在用預言寫歷史，我覺得是一個用預言寫歷史的電影行動。所謂的歷史是說，創作者在此時此刻怎麼看未來，其實反映的是我們對現況的態度。我覺得企畫型短打，像這樣子一個合輯式的短片，其實對製片來說是有挑戰性的。你希望儘可能給導演們最大的空間，尤其這個案子不斷強調，讓導演發揮他的才華他的視野，但是對製片來說，這個挑戰是不是也要收整出每一個案子有一個怎麼樣的方向。每一部片都很好看，但他們放在一起的時候，是不是可以產出更大的力量，在做這樣子類型的電影，好像對製片來說是種挑戰。幾位製片在思考自己製片角色的時候，是怎麼樣看待這個東西？譬如說，會想像日本有一個｢日本性｣在裡面，或是有一個｢泰國性｣在裡面嗎，還是也許就是拋開去看各種可能性？

劉嘉明：

首先，我剛剛忘記跟大家講，香港的《十年》當初在台灣的發行，也是由我的公司來做發行。我最早對於｢十年｣這兩個字，只是在雜誌上、新聞媒體上的報導提到這部電影，可是我當時作為一個台灣人，心裡就非常篤定，這個電影我如果能夠去發行的話，我一定會盡我的力量去發行，後來也做到了這件事。曾憲玟當初跟我們聯繫，我們做了發行，對我來講那是《十年台灣》的第一步。我們先做了發行，然後才在台灣也做了《十年台灣》這個版本。

在跟導演們創作者合作的時候，《十年台灣》如果你看過，你一定會注意到，他反映了台灣在文化背景上的多元性。我們有原住民的導演，裡面有母親是菲律賓人父親是台灣人的導演，也有馬來西亞華僑的導演，還有一位是雲林口湖非常正港的台灣人。這樣的導演通通混在一起做了一個案子，就已經非常顯現台灣是個多元的地方，我們是個多元的島嶼、多元的國家，所以我們應該彼此欣賞跟接納跟你不一樣的人，這件事情在我們的電影裡面，對我來講是很重要的一個訊息。跟導演們合作，首先他們都是非常有想法的人，當他知道他要做什麼的時候，我們只是協助他在需要花一點時間、花一點力氣的過程裡面，讓他們不要失去自己原來設定的目標。

我認為作為一個監製也好作為producer製片也好，只是去提醒他們，讓他們能夠維持在一個穩定的航線上。老實說當五個案子都談好下去拍的時候，我們並沒有辦法預期到最後結果是什麼，這又是一個合起來的電影的一個特性，他是五個短片又是一個整體的作品。換句話說，最後很重要的是他的排列順序，這件事我們花了一些時間去討論，最後我覺得《十年台灣》出來一個非常有趣的組合。觀眾看電影是線性的看，所以從頭第一個看到最後一個，接連起來產生的視覺的影響，在事前是無法預測的，可是這也是他精彩的地方，因為存在非常大的空間。我們處理的方法，是在每一個影片銜接的時候就進入黑畫面，然後下一部電影的聲音先進來，有一種銜接的感覺，讓整體性出現。

高松美由紀：

其實日本社會呈現了非常多樣貌，在收到的劇本裡面主題性非常多樣，像有人談到福島的核災，有人談到人工智慧，也有記憶或軍事。在我們還沒開始這項計畫的時候，因為2020年東京會舉辦奧運，其實我們有點期待，應該很多人會想要討論經濟、移民或是冬季奧運等等，但實際上並沒有。我發現這些年輕導演，可能更關注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例如其中一部片子《美麗的國家》，談到日本所面臨的軍事危機。片子拍攝的當時，就是北韓的飛彈飛過日本，片子拍完的時候，飛彈這個事件其實已經變成過去。最有趣的是，我們講的是未來，但實際上拍攝的事情已經變成過去，所以現在未來跟過去，其實都是互相連結的。我們在發想計畫的時候，其實沒有特別的主題或是特別的要求，自然而然案子就呈現非常多樣的主題性。

艾狄雅阿薩拉：

相較於日本，我們一開始發想《十年泰國》的時候就有非常明確的主題，想要找跟我一樣對泰國政治有感覺，想要為政治發聲的導演。目前泰國是軍事獨裁政權，我們想問的問題是，如果十年之後軍事獨裁政權還存在的話，那泰國會是怎麼樣子。我覺得導演們想要發出的訊息，就是對這樣的一個警告吧。至於其他部分，製片對導演沒有太多要求，只是要求每個人一定要拍剛好二十分鐘，不能長不能短，這樣放在一起才會比較好整理。我過去也曾經參與過不少像這樣的短片集，其實每次參加都有點運氣，不知道結果會是好還是不好，我覺得《十年泰國》應該是我做過最成功的案子。

四部片子因為在風格上非常不同，放在一起互相呼應反而效果會更好。至於我自己的《日落》，我們看到最後的成品是一部黑白片，其實一開始拍攝的時候是彩色的。只是收到其他完成的片子的時候，我覺得我的片子相較其他片子，可能在視覺上或各個方面好像沒有那麼強烈，所以我就想把我的片子變得比較風格化。很擔心觀眾去看《十年泰國》，人家問他說《十年泰國》裡面有什麼，觀眾可能會說，一部片子有貓、一部有非常瘋狂的燈光、一部是阿比查邦，另外一部就忘了。為了讓觀眾記得還有第四部我的片子，我把原本的彩色片變成黑白的。

   

觀眾提問（1）：

我想請教《十年泰國》的製片，我個人非常喜歡導演拍的那一段，是我最喜歡的一段。剛才有提到關於軍事獨裁政府這個部分，未來《十年泰國》有機會在泰國上映嗎？會不會造成什麼樣的困擾或麻煩？

艾狄雅阿薩拉：

目前這部片子還沒有在泰國放映，預定在戲院上映的日期是12月13日。在戲院上映之前必須要送分級審查，泰國的分級大概有分13歲、18歲、21歲，但實際上這樣的分級審查制度，他們還是有權要求一些變更，甚至不讓你上映。能不能在泰國上映，目前還不知道，看來大概有50%的機會。因為這是一部跟泰國政治非常密切的電影，我覺得能夠在泰國上映非常重要。這部片即使能在台灣或香港上映，其實都不及在泰國來得重要，因為對泰國觀眾來說，泰國政治才是他們真正最在乎的。我也非常喜歡香港《十年》，但畢竟我不是香港人，沒有辦法像香港人一樣，有那麼迫切的感受，所以我還是非常希望泰國觀眾能看到這部電影。現在的泰國其實是個充滿衝突分裂的國家，兩方互相對立，希望這部電影在泰國發行的時候，能夠讓兩方開始對話。一部電影最好的方式，就是當他上映的時候，能讓大家去談論。

 

觀眾提問（2）：

我想先跟兩位香港的製片分享我在台灣看《十年》的經驗，我2016年在台灣戲院看《十年》，但同場的同個戲院，卻非常多是香港人來看這部電影。我想請問兩位製片，相較於其他三個國家的十年，香港《十年》已經完成上映一段時間。請問兩位製片怎麼觀察，或你們覺得香港這幾年來的變化，有沒有越來越朝向片中的情境去發生，或是沒有發生這樣的現象。

蔡廉明：

《十年》上映到現在剛好差不多三年，這三年過了之後，其實很多在《十年》講的事情已經在香港發生，而且可能比電影裡面講得更嚴重，空間越來越小這個是肯定的。電影方面，在香港很多人開玩笑，說因為你們《十年》，所以現在沒有戲院放一些比較敏感的戲。可能是關於當年雨傘運動的紀錄片，很多戲院也不會放這個電影，可能是因為當時《十年》之後，很多人很多自我審查。到最近香港也是不斷發生很多自我審查，不只是電影方面，從這個角度看，空間真的是越來越小。但我還是相信，像香港《十年》裡面談的，我們面對的情況一定是很困難很危險，但我們還是要保留一點點的希望，我們還是有點空間，就還是得去做。《十年日本》、《十年台灣》、《十年泰國》這次也會在香港上映，陸陸續續會放，希望香港的觀眾可以繼續看到我們製作的電影。

 

觀眾提問（3）：

我只看過《十年日本》，我在片中看到他們提出的議題，因為高科技導致人口老化、孤獨死，還有對自然的渴望，就是人類太過傾向科技文明違反自然，大家漠不關心，這個在日本是一個常態的現象。這些年輕的導演提出的是質問還是他們想要解決，還是他們很憂慮，如果社會繼續這樣發展下去，會變成什麼樣子。不知道製片跟這些導演溝通的時候，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高松美由紀：

在和導演合作的時候我們討論過非常多次，最後決定每個故事到最後的結局都是留給觀眾去想。

木下雄介：

我一開始在發想《惡作劇同盟》的時候，一開始覺得似乎有一種反烏托邦的概念，希望能把這種概念傳達給觀眾。在電影裡面所呈現出來的人的善與惡，似乎是由國家來決定，由機器來決定這是善這是惡。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子，或者是根本沒有分善跟惡，人的善與惡，應該是由一些行動、道德來評價決定一個人到底是如何，我等於是提出這個問題讓觀眾來思考。

津野愛：

在《數位遺產》裡面，我想要描述的是一個關於記錄紀錄以及記憶的故事。現在越來越多的人依靠電子產品去記錄一些東西，將來未來的十年這樣子的現象會越來越多。但是當你把所有東西都依賴這些電子產品去記錄，你腦子裡面的記憶，也就是那些無形的東西，是不是會慢慢淡忘。紀錄記錄這種東西是有形的，但是記憶這種東西是無形的，這種無形的記憶難道就不重要嗎？或許可以說，這是我對電子產品的一些依賴的一種吶喊也好、或者是反思也好，當然這個也是要由各位觀眾來決定。

藤村明世：

當我接到這樣一個邀約，我要描述十年後日本是什麼樣的時候，其實我先往前回想了十年前的日本，當時在我腦海中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發生在2011年的311日本大地震那段歷史。當時這個東西對我來講衝擊非常大，所以我就把他寫了下來。同時也因為這個地震造成了福島地區核電爆發，輻射的東西蔓延到空氣裡面，甚至那邊不能住人。因為這樣的緣故我就把他記錄下來，想藉由一個小孩子的角度去描述這樣的東西。

回到核電本身，其實我在影片當中，並不想要告訴各位核電到底是好還是壞。老實說在日常生活當中，我們許多用電都需要依靠核電去維持，核電真的是主要電力來源之一。但的確有許多小孩子住在福島那邊，因為核電廠爆發讓他們健康受到危害，這件事情也絕對不能忘了。在2011年發生的地震，核電廠出現汙染爆發之後，到現在過了八年，我感覺日本人好像漸漸要忘記這件事情了，希望藉由這部影片告訴大家，請不要忘記我們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歷史，這是我創作影片的初衷。

高松美由紀：

我們在發展的時候，監製是枝裕和常常問我們一些哲學上的問題、禪的問題，問這個目的到底是什麼。

 

觀眾提問（4）：

這部影片在日本的發行狀況是什麼，有什麼樣的影響？

高松美由紀：

《十年日本》11月3號在日本上映，但是全國只有十二廳。我們每天都舉辦座談會、簽名會跟Q&A，希望能夠多多跟觀眾接觸，希望能夠拉抬票房。大部分的人都會覺得《十年日本》是一個社會議題或政治性的影片，可是我並不這麼認為，所以我們盡一切所能，希望吸引觀眾進戲院看這部電影。那就是為什麼我明天就要飛回日本，繼續跟觀眾交流。

 

陳俊蓉：

最後五分鐘請各位製片談一下，參與｢十年｣這個案子，對你自己作為一個製片，在製片經驗上最大的收穫是什麼呢？

劉嘉明：

當初一開始接觸一些投資方，他們用一種商業電影操作的邏輯在跟我們討論的時候，我覺得完全失去了做這件事情的意義。我覺得｢十年｣這個概念，其實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讓新的導演、年輕的導演來practice練習他們電影方面的天分才華。對於製片而言，我不曉得學到什麼，可是有機會能夠去做這樣的事情，其實在做電影的過程裡面，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蔡廉明：

作為製片，我覺得十年四部電影，可以跟十九位導演合作是很開心，通常是一部才一個導演，接觸到很多不同導演。最重要是把一個很小的概念，從香港可以框到不同地方，有不同經驗，跑到不同海外的電影節，跟他們到全世界去分享。全世界一直改變，我們做電影的是很小很小，但是我們希望用這個電影可以證明，不只是娛樂商業的電影，也可以有不同的電影。有很多一起努力的電影人，很高興可以跟他們合作。

伍嘉良：

對我來說最大的收穫，我覺得我經歷一個過程，對創作者來說很重要的，就是一個可能性。現實會告訴自己很多不可行的狀況，但是十年給我最寶貴的，作為一個創作者來說，其實我們真的要坦白對待自己，好好地處理、好好地想出來、好好地告訴別人，總有一些人會跟你一起去冒險。

高松美由紀：

最大的收穫就是所謂的原創自由。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現在日本有很多娛樂性的電影，大部分是來自小說改拍或是漫畫等等，其實原創的電影劇本非常難找到資金，能夠有原創性的自由是最重要的。

艾狄雅阿薩拉：

以導演身分來說，我就是非常喜歡拍電影，我享受所有過程，從寫作到開拍都非常有趣。以製片身分來說，希望我拍出來的片子對觀眾是有影響力的，希望像是在鞋子裡面的小石頭一樣，讓大家真的有感受到。

陳俊蓉：

我對最後這句話非常有感觸，導演認為電影對創作者來說，要讓大家覺得像是鞋子裡的一顆石頭一樣，可能不是讓你看得很舒服很開心，可是你會一直記得他的存在。我覺得非常棒，很適合今天的結尾，十年就是一個這樣子很棒的企畫案。｢十年｣還會有繼續下去的可能嗎，還有其他國家嗎？

蔡廉明：

希望有吧，有一些國家在跟我們談，但是還沒有決定。

陳俊蓉：

看起來是值得期待的，謝謝大家的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