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57新導演論壇 New Directors' Forum@GH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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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08 |
時間:2020年11月20日(五)16:00-18:00
地點:台北文創大樓14樓文創會所
主持人:聞天祥/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執行長
講者:
許承傑/《孤味》
柯貞年/《無聲》
陳健朗/《手捲煙》
張吉安/《南巫》
廖明毅/《怪胎》
文字記錄:陳家儀
攝影:蔡耀徵
聞天祥:歡迎大家蒞臨新導演論壇,金馬已經舉辦令人興奮的新導演論壇好幾年,聚集華語影壇最具潛力和創意的一群人分享他們生猛新鮮的經驗,相信對喜歡電影和正在拍電影的人都充滿啟發性,所以我們還是堅持要辦新導演論壇。很高興今年五位新導演入圍者,無論之前在宣傳、上映還是被隔離十四天,今天都出席了。感謝共同主辦的文化部影視局、合辦單位富邦金控、贊助單位和碩科技及提供場地的台北文創,今天我會代替大家問出在網路上留下的問題。通常在新導演論壇,大家關注的第一個問題是「你在什麼時刻決定拍第一部長片?非拍不可的原因是什麼?」,也請各位導演簡單介紹自己的作品。
許承傑:大家好,我是《手捲煙》陳健朗導演的朋友(笑),我們剛剛在後台講好都要自稱別人的片。我是《孤味》的導演,這部片最早在2017年是我的畢業製作短片,當時我的外婆過世,我想把這件事做成畢業製作,但當時後製的資金不夠,我做了群眾募資,本來只要放映一場,但淑芳阿姨(陳淑芳)在中南部號召力驚人,後來全台跑了十三場,連六甲、六龜都去了。當時淑芳阿姨跟觀眾預告說:「後年就會有長片囉。」我有點嚇到,因為對這題材已經有點累了,後來也覺得可惜,畢竟故事講的是一家人,短片的篇幅不足以講清楚其他家庭成員的故事,後來遇到我的製片,決定把這個故事發展成長片。
聞天祥:淑芳阿姨是推進你拍長片的原因?
許承傑:對,她沒有直接跟我說,她跟很多人講。
聞天祥:她怎麼會隨口跟別人講兩年後會有長片?是你私底下有跟她聊想拍長片版的欲望?
許承傑:淑芳阿姨那幾年很積極地和大學生與研究生拍畢業作品,比較好的短片她都會跟導演說:「你一定要拍成長片,演員要找我。」我也是其中之一。
聞天祥:難怪她今年一個人就入圍兩項,不,三項,還有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入圍最佳動畫短片的《夜車》配音主角也是淑芳阿姨,大家趕快把淑芳阿姨的聯絡方式記下來。柯貞年呢?
柯貞年:大家好,我是聞老師和白靈的朋友柯貞年。《無聲》從兩年前開始發展,我當時剛做完劇集《天黑請閉眼》,雖然有不錯的成績,但大家會覺得你是愛故弄玄虛的導演,喜歡懸疑推理,所以我想講一個毫無推裡的故事。公共電視邀約我做社會議題相關的片,《無聲》取材於真實事件,我也一直有關注這個議題,感覺這部不用對市場負責、不用和投資者交代,只要好好說故事,沒想到後來越弄越大到上院線了。但我覺得滿好的,導演會對第一部長片有很多期待,會想透過這部片證明自己、表現創作風格,有很多壓力和包袱,我很慶幸一開始只把它當成說故事的機會,後面才變成長片,這種發展沒有給我很大壓力,不然可能要更久才會拍出來。
聞天祥:你的意思是幸好剛開始是比較小的案子,如果一開始就知道是長片,你會裹足不前嗎?
柯貞年:對,會想說要面對觀眾,我當時以為只會在公視平台和電視上播放,只想著怎麼樣說好故事,沒有回收和資金的壓力。
聞天祥:它一開始是公視的案子,要把它延伸成長片,你的前期投資者──公視,可以放手?
柯貞年:公視的補助是第一桶金,我們想要多一點資金,一千萬初頭,稍微做大一點,所以拿了台中的補助,結果那場的評審都跟我說:「不要只拍成電視電影,你一定要做成電影。」他們覺得議題很有意義,我就動搖、開始負債了。公視大放手,過去公視會要求百分之百的版權,我們和公視說希望可以上院線,需要更多資金,討論有點辛苦,但對他們也是新嘗試,經過這次,如果還有類似的狀況,公視很樂見其成。
聞天祥:大家聽到很多新導演的關鍵字,淑芳阿姨會Push你、公視不是權力限制單位、尋找資源時參加中央和地方的補助機制,會遇到推進你更進一步的人,來聽聽香港的經驗。
陳健朗:大家好,我是《怪胎》導演的朋友,他們剛剛叫我裝作自己是林柏宏,但我就免了。我是陳健朗,《手捲煙》的導演。我一開始和編劇想拍關於香港的故事,什麼是香港呢?香港給人的感覺是融合的社會,但其實我們從來沒看到融合的表現。舉例來說,《手捲煙》有個南亞裔的演員,他是在香港出生的南亞裔二代,但他不完全被當成香港人,即使他能說流利的廣東話又有身分證。但他回到尼泊爾的原生地,也不被當成那裡的人,這很像我這一輩八○、九○年代的年輕人在香港對身分的問號,我們是什麼人呢?97年前我們是英國的殖民地,我們好像是英國人,回歸後,我們是香港人、中國人,還是中國香港人?還沒有特定的答案。
慢慢發展出身分的命題,這個命題帶出華籍英軍的角色,華籍英軍在97之前幫英國工作,繳稅也繳給英國女王,97年回歸後他們是什麼呢?大家都遇到身分的問題。這部片從身分命題發展出來,但不想太寫實地拍,真實情況加自己的幻想,是個超綜合體的作品。這部片在疫情下拍攝,因為前期工作在疫情還沒嚴重的時候就準備了,疫情突然變嚴重,我們只能決定拍不拍,要是決定不拍,就不可能拍完,前期的錢已經用了,我跟演員和團隊開會,說要不要任性一下,可能會有風險,就試試看,中間有點緊張,因為要是其中一個人感染了,我們就糟了,最後順利把這部片完成。
聞天祥:聽陳健朗的例子,有時候不是拍什麼時代的電影,而是在什麼時代下拍電影。華籍英軍也好,重慶大廈的南亞移民也好,他們也不是現在才有的,但在現在的時空下,有香港的年輕導演把這事連結在一起,變成跨越族群和世代的故事,疫情也推進了這部片的誕生。現在的時間性對《手捲煙》形成奇妙作用,和前面兩位是不盡相同的狀態。那馬來西亞的狀況是怎樣?
張吉安:大家好,我比較像《孤味》的導演,我是《南巫》的導演張吉安,五個人當中我年紀最大,今年四十二歲。小時候爸爸知道我很喜歡電影,他帶我去算命,被算說四十歲以後拍電影比較好,我半信半疑。2000年從電影系畢業後,我當了九個月的剪接師,挫敗感很重,我不是電影剪接師,是剪韓劇到市場賣。當時去找老師,老師說馬來西亞的電影工作不容易,工作機會很少,畢竟我們不像香港和台灣。老師叫我倒不如用十年、二十年做好導演功課,我真的很聽話,我去做了不同的媒體工作,從記者、電視導演到廣播主持人,我當了十二年的電台主持人。
會有這個劇本很有趣,我當時在電台做一個叫《安全考古地帶》的節目,專門介紹非主流電影,2009年我要做一集〈作者和劇本〉,我花了兩週寫了一本短劇本,也就是《南巫》的初稿,在空中介紹作者要如何提綱、寫出故事,那集節目找來兩個馬來西亞導演,當然不能說是誰,因為節目做完我一直問他們要不要拍《南巫》?他們說有機會就OK,結果八年過去了。2017年,我離開廣播電台,剛好三十九歲,應該是時候拍了吧?差一年就四十歲。離開廣播前的兩個月,我拍了第一部短片《義山》,四個月後很順利地入圍了釜山影展,還滿靠近四十歲,應該運氣來了。2018年,《南巫》參加金馬創投會議,入選也得了一個獎,九個月後拍成這部片。整個過程滿奇幻,不是說我相信命運,而是我做功課也好,到民間做田調也好,過程中不斷地裝備自己,即使劇本要修改,也改得如魚得水,因為我知道什麼該留、什麼拍得出來,甚至知道因為資金問題拍不到的,我該怎麼調整。我的例子不是每個人都能參考,這個方式比較特殊,我相信當你的導演功課準備好了,故事來到你面前,你會掌握它,甚至駕馭它。
聞天祥:你寫《南巫》的雛型,是期待別人來拍?
張吉安:對,我期待一個姓何的導演來拍。
聞天祥:哈哈哈,大概知道是誰了。
張吉安:當時他上我的節目,我說我很希望你拍,因為我看了他的第一部電影,覺得他滿適合拍這種。跟他談了兩次,後來又找了另一個導演。十一年前我覺得自己還沒準備好,我也希望馬來西亞的導演可以拍這種題材,見到不同的導演就問他有沒有興趣,這個故事很多馬來西亞導演基本上都聽過了。很有趣的是最後還是我拍。
聞天祥:聽起來吉安導演的例子不是不需要努力,而是命中註定。聽爸爸的話、聽老師的話,聽話的過程不斷地準備,而不是就擺爛。無論他在哪個專業,都像在為《南巫》打基礎,看過《南巫》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不只是故事,還有更細微的技術和文化。聽起來得感謝那幾位提到,但沒有拍《南巫》的導演,注定要給你拍。聽到目前的例子都不一樣,最怪的可能在最後,廖明毅導演為什麼拍《怪胎》?大家看吉安會想說他是誰,知道他是文史工作者、廣播主持人,很難連結到電影,但明毅不是啊,我們很早就知道你的名號,當副導演、執行導演或拍短片,大家會好奇你怎麼還不出手,跟我們解謎一下。
廖明毅:大家好,我是《南巫》的導演(現場大笑),他們說我穿這麼陰沉,比較像拍《南巫》的人。好啦,我是《怪胎》的導演廖明毅。我第一次接觸電影是擔任執行導演,也拍一些創作短片,那時候我並不是想當導演,覺得有機會能接觸長片已經很幸運了,可以協助導演修改劇本、分鏡、電影語彙和剪接,一條龍做完,我希望自己參與電影是方方面面的協助,每部電影我都會對劇本有意見,是不是能讓我有點修改,也看導演缺什麼,用我的能力協助他,我也會希望自己是電影剪接師,全面性地幫導演做出來。我無形中也在練功,拍每部電影的時間差是兩年到兩年半,中間會去拍廣告,以作品的數量來說,我還比較像廣告導演。但廣告圈的人會說我是拍電影的,我在電影圈也不會說自己是電影人,跟每天都在做電影工作的人比起來,我常覺得自己只是幸福地偶爾有機會參與電影。拍完電影,導演的職稱會一直留在你身上,這對每天都在跟焦的電影人來說不公平。我從兩千萬到八千萬,劇組四、五十人到破百人,小到大的電影我都做過,雖然很想提供一條龍服務,可是無論電影規模大小,你終究不是導演,而是協助成形的人,需要聽很多人的意見去做,結果不一定是你想像的,一條龍無法很徹底。你要徹底,終究得是導演。
2017年,我覺得好像該做自己的電影了,把以前寫的劇本拿給《怪胎》的監製陳怡樺看,把劇本都講給他們聽,看他們想做哪個類型,當時談的都是其他劇本,過程中我講了《怪胎》的故事大綱,只有三頁半,還說想用iPhone拍,故事是兩個強迫症的人相遇,最熱戀的時候給彼此承諾,隔天男生的強迫症消失了,女生該怎麼辦?陳怡樺問後面呢?我說不能講,因為是大逆轉,其實我還沒想到。他們覺得很適合我們公司做,而且是用iPhone。我從小型電影做到大,知道如果要主控電影、給觀眾一部很像我的片的話,預算要小到一個程度。如果因為有經歷而做大電影,對我沒幫助,我希望第一部電影能很反映我,就決定使用iPhone。想好故事結局後,我重新去改了前面的劇情,我的第一部電影是這樣拍出的。我很羨慕其他導演很有目的性,我像是被時間推移,推移到快四十歲,要不行了,再不做自己的電影會過保鮮期,必須在今年決定一個東西拍成第一部電影,不管它是什麼。
聞天祥:如果在這個時間點要你拍《返校》,那不是你會選擇的?
廖明毅:我不知道這可不可以講欸,《返校》最早是找我當導演,對不起,那是《返校》超級前身、電玩一紅的時候。我去做了一些功課,當時不是要拍電影,而是用他們寫的小說翻拍成劇集,我自認拍不了那麼長的東西,又聽朋友說拍劇情速度要很快,我沒有那個能力,後來知道是徐漢強要拍,我覺得他才是正確的人選,他本身就是遊戲迷,案子終究會跑到對的人身上。
聞天祥:明毅導演和吉安導演的經驗相反,張吉安一直在電影外的領域準備、累積資源,廖明毅則是一直在影視創作環境打磨,找到自己想要的方式。明毅已經有這麼多影像創作經驗,你在第一部片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廖明毅:我大學畢業、要讀研究所的那年,跟著台灣導演吳米森拍公視的紀錄片,我們去到魏德聖導演的辦公室,《賽德克・巴萊》最初有拍五分鐘試拍片,我去的那天屋裡滿是DVD。我認識了魏德聖導演,發現他把分鏡都畫完了,為什麼講這個?台灣電影有個很實際的狀況,假設電影籌備兩個月、拍攝兩個月,前期就是四個月,大家進組領薪水是兩個月,在這之前導演沒辦法畫分鏡,因為沒有場景。當場景出現、美術做完,只剩不到兩週,也可能根本沒時間,事前跟演員只能讀本、調整角色想像,走戲和鏡位得現場做,要拍幾顆是現場決定的。但我的作法不是這樣,我學希區考克那派,劇本結束就畫分鏡,我以前學西洋繪畫,我會自己畫分鏡,所以演員和劇組人員會拿到分鏡。你們問沒場景我怎麼畫分鏡?你要寫超市,對超市一定有想像,我用那個想像畫分鏡。不能執行我這套分鏡的景就不要,我會大量勘景,找到不用修或只要微調分鏡的場景,所以我可以在前期畫完分鏡,並在拍攝時百分百落實,這是我的做法,提供給各位。
聞天祥:非常實用,吉安導演呢?拍《南巫》最大的挑戰?
張吉安:是讓所有人相信你可以拍電影,我在馬來西亞是很多人忘記我唸的是電影的人,而且廣播的身分太根深蒂固。馬來西亞這十年來的電影發展非常扭曲,我敢這麼說,因為馬來西亞所有的導演都上過我的節目,這些電影導演有些甚至不是本科生,或沒做過電影工作,開餐廳的、偶像藝人都可以拍電影,結果拍出來很多人不想看。你想拍電影來玩,或拍電影推薦你的產品都可以,電影在馬來西亞中文圈是有錢就能玩,這樣的發展下,後期很多觀眾不想看,讓很多真正想拍電影的人面臨困難,因為很多人不敢投資。
後期馬來西亞很喜歡拍賀歲片,我們拍電影,很多人會說:「在拍賀歲片啊,後面有沒有舞龍舞獅啊?我們可以軋一角說恭喜發財。」中文圈不大,我在拍的消息很容易傳開,很多人說我拍的東西不一樣,圈內拍賀歲片的人來探班,他們會問我的鏡頭怎麼這樣?我的製片會很煩,他每天聽不同的人說這樣拍不行,說馬來西亞人不看這種東西。我有些鏡頭比較長,有人會問為什麼不拍特寫?我自己很清楚,我做剪接的,我決定要拍幾個鏡頭,現場就拍幾個,從來不加,馬來西亞很喜歡能拍多少鏡頭就拼命拍。
工作團隊很和諧,我們清楚要拍什麼,有些圈內人會覺得我們的工作模式跟一般電影不一樣,電影裡甚至有舞蹈,電影裡的舞是我編的,我以前是劇場舞蹈員,我也做行為藝術、環境藝術,所以我親自教舞蹈員怎麼跳,田裡那場戲本來是我自己跳,因為開拍前一週還談不攏舞蹈員的檔期,一週後很幸運找到一位馬來西亞的民族舞蹈教授。能在馬來西亞拍成這部電影是個奇蹟,馬來西亞不像台灣和香港的電影百花齊放,大家允許蔡明亮、侯孝賢、魏德聖,方方面面的導演存在。在馬來西亞拍電影,產品會聞風而至找上門,有場戲很有趣,女主角在廁所洗衣,有個洗髮精廠商找上門,想把洗髮精和洗面乳放在廁所場景裡,說拍得到Logo就好。可是那個產品的包裝很新時代,電影設在1987年,我說除非你做一個1987年的包裝給我,但他說不行啊,他要推的是新包裝,那我也不行,但是他可以出錢啊,馬來西亞會有這種情況。我一個寫劇本的朋友曾寫過一個場景,十分鐘的場出現了十件產品,依照產品來部署所有故事,我很怕這種方法,《南巫》如果這樣,會變成更加畸形的電影。
籌備過程不長,約九個月到一年,我慶幸我們用了非常少的錢,堅持不要贊助商、置入性廣告、賀歲片攝影師,不要很多東西。我每次來台灣或跟香港朋友分享電影拍攝,會覺得我在馬來西亞遭受的業界白眼只有自己知道。前兩年陳勝吉拍了《分貝人生》,我們很珍惜這種導演,可以拍人文關懷、社會議題,而不是只有贊助商、品牌置入、舞龍舞獅。馬來西亞的電影需要百花齊放,不要只是用充滿置入的賺錢機會推銷電影。
聞天祥:贊助商可能選錯了,如果是大同電鍋就可以,它不論在哪個年代造型都一樣,只差有沒有金馬頭而已。這麼問有點八卦,但贊助商為什麼會找電影?它應該把置入擺在電視或網路,電影的期程這麼長,這樣不會緩不濟急嗎?還有既然你這麼背離馬來西亞電影的主流,贊助商怎麼還找你?
張吉安:我離開廣播兩年多,工作的電台是國家廣播電台,是全國廣播,而且是深夜節目,大家聽我的聲音就是很深夜,還算有人認識我。為什麼找我?他們說因為電影銀幕夠大,品牌Logo可以看得很清楚,這變成一陣風。你去看這十到二十年的馬來西亞電影,會看到很多產品,按摩椅、電風扇、冷氣、電飯鍋,主角會很刻意地把產品放在銀幕前,一定會給五秒以上的鏡頭。為什麼我知道?我進到電影圈,有人教我說這是行規,人家教我的我未必會用,這是很負面的教材,但我需要知道,因為我不想犯這個錯。這些人告訴我時我都表現得很開心,但如果有類似今天這種講座,我會把它公諸於世,我從來沒想過做電影會有這種常態,今天有直播對吧?我相信馬來西亞的業界朋友聽了會覺得我幹嘛說,但在金馬的舞台上,我必須讓大家知道全世界電影有這種行規,或許也是我們的特色啦。
聞天祥:謝謝吉安的分享,我們等他下次公告他的死亡筆記本好了,告訴大家拍電影不能犯的錯誤。剛剛吉安提到羨慕台灣和香港的電影百花齊放,陳健朗覺得是這樣嗎?
陳健朗:百花齊放可能是大家對以前香港的印象,現在有很多限制,有了「混血」的電影後,很多創作自由或題材不能有,有些話不能說,不然可能會不能放映、賺不了錢,這樣會怎樣?題材會越來越小,我們只能拍相對小品的東西,規模小一點的。預算少怎麼拍完?可以用平實的方法拍些人民、社會議題的東西,這類的不用太多預算。我們現在沒有以前那樣百花齊放,主要是找不找得到錢的問題,我這一次的預算也不多,它是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的片,我想要重新做出百花齊放的感覺,在Pool裡有不同的風格很重要,我決定任性一下,用這個預算拍少見的類型片,但其實不夠用。我拍了十八天,我想要的畫面一般沒辦法在十八天內拍出來,不知道台灣和馬來西亞怎麼用錢,但香港的物價很貴。
我有時滿羨慕台灣的創作環境,可以拍不同的題材,自由地說你想表達的。香港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我們很常自我審查,我們注重某個市場嘛,你不知道它會不會給你放映,寫劇本時你自己就在審了,變成全部規限在特定的公式裡。不知道將來是怎樣,我確實對香港的電影有點悲觀。以前的自由度那麼大,現在只會越來越小,我也不知道該朝什麼方向努力。吉安剛剛說來到金馬這個舞台為什麼不說呢,我就一直在想,換我的話我會不會跟大家說香港的問題?創作者最重要的是任性,我在後台跟吉安導演聊,拍自己的作品最重要的是自己要過癮,別人喜歡與否你控制不了,你自己喜歡是底限,先過了自己,才面對觀眾。
聞天祥:謝謝健朗導演分享了創作自由和自我審查間的拉扯。愛看港片的朋友應該也有注意到他剛剛講到的「首部劇情電影計劃」,《一念無明》、《點五步》、《淪落人》,還有去年也在這個舞台上的黃綺琳導演的《金都》都是這個計劃出來的,陳健朗導演今年的《手捲煙》也是,這也是我們這幾年觀察香港電影的有趣發現。大部分作品受限於獎助或資金,題材無法太靠近類型電影,但《手捲煙》在它有限的規模裡做到了類型片。你拿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的獎助,錢夠嗎?剩下的資金怎麼辦?
陳健朗:首部劇情電影計劃規定不能另外找投資者,有些資金是我們自己跑來的,也不多。很謝謝我的團隊,我有些堅持想拍的鏡頭,他們說錢不夠,製片說結尾的戲看起來要拍三到五天,最後只拍了兩天。那場夜戲拍到半夜兩、三點,我急了,六點天就亮了,緊張地想先拍完。拍攝上有遺憾,有些鏡頭一開始想得很完整,但拍攝當下我知道時間不夠處理那些調度。以前的香港電影對我是一種力量,力量從哪來?我們好像走在鋼索上,不知道做不做得到,但就去嘗試,怎樣也要拍出來,我想把這股力量放出來,不是要全部人跟你一起瘋,我們的類型能用三到四倍的預算拍,但我們盡大努力拍出來。這個力量可以感染別人,當然用這個規模拍會有些砂石般的不足,我覺得沒關係,電影同行們可以感覺到我們努力不受預算的限制,在限制下也能做想要的創作。
《手捲煙》結尾華籍英軍在紅花嶺山頭上,那個地方很難得,五、六年前才解封,這個安排很有意義,站在山頭往右看是大陸邊境,往左看是香港,我一定要在那個地方拍。製片說很難去到那裡,時間就是錢嘛,山腳到山頂四十分鐘車程後,要再走四十五分鐘,不算太長,但工作人員一天工時限制九小時,九小時是一組,超過就OT了,代表你要再給錢,這是工會約定的。我們通常一天拍十二小時,用OT三小時的預算去拍。所以我在大家爬往山頂的路上有點感動,山友把那條山路的難度評為最高,需要邊爬邊走,所有工作人員都沒有不開心,他們明白我的拍攝理念,覺得辛苦一點無所謂,我們一起去冒險。電影是集體創作,不是一個人的,一個人可以用皇帝的做法,但集體創作是大家理解你的概念,再一起享受過程。如果十個人一起工作,只有你一人開心,其他九人都不愉快,就算作品好又怎樣?大家要一起開心,就算結果未必最好,但能享受過程。結果固然重要,但過程更甚,大家理解理念並共組一艘船,才是走下去的方法。
聞天祥:陳健朗用類似海賊王的哲學拍電影,走鋼索精神的香港電影人,享受磨難去完成影片。作為被羨慕的台灣影壇代表柯貞年,你最大的挑戰在哪?
柯貞年:選擇。《無聲》取材自真實事件,有些人覺得有現成的故事在那,你有什麼困難?但我們聽到很多故事,你要選擇哪些是你要說的、要怎麼說。原事件發生在十年前,過了十年後,你想透過這個故事傳達什麼?要如何不讓別人覺得你在消費故事、在傷口上撒鹽?要用什麼觀點說?裡面有沉重的議題,性侵、校園霸凌要怎麼拍?演員都是孩子。前期在招募團隊時,他們覺得說聾人的故事滿好的,但為什麼要用這件事講?觀眾會透過這樣的片認識聾人,為什麼要用這麼驚悚的方式。過程有很多掙扎,即便到現在我都會想,這些決定會不會有更好的選擇?
我們的結局是補拍的,可以補拍算是剛剛提到的台灣創作資源,剪輯時我覺得結局沒能傳遞原本劇本想講的,可是明明照著劇本拍啊,拿給前輩看,他們也會疑惑結局想傳達什麼?結局在真實事件改編的議題電影裡尤其重要,即使當下懲處了一些人,這個事件仍然持續在發生,我不要給觀眾一種「放心,大家都沒事了」的感覺,如果觀眾知道這個事件會輪迴,走出戲院就會省思自己會不會是其中一份子。有位前輩提點我,如果我想表達這個,得回到陽光下講暴力。原本的結局是在陰暗的宿舍重演事件,這樣震撼會不夠,我想若要回到陽光下,地點會是校車,所以半年後又補拍了這個結局。雖然是部沉重的片,但就像健朗導演說的,過程很重要,這是我拍過最充滿愛的劇組,大家都覺得在做有意義的事,補拍時所有團隊的人都回來了。
這是部寫實的片,有人會問為什麼還看得到類型片的元素?有驚悚和恐怖片感,雖然是聾人的故事,但我是想拍來和聽人(聽得到的人)觀眾溝通,我希望它通俗、接近觀眾,我用類型元素包裝這部片,讓觀眾會想走進戲院。國外很多議題電影也做成商業片,讓從未關注過事件的觀眾會想去瞭解。台灣較少這樣的片,有觀眾問為什麼要這麼驚悚?而非用寫實、避諱的方式呈現,所以說每個選擇都很困難。什麼時候聽別人意見、什麼時候堅持自己,這是我拍每部片都還在學習的。
聞天祥:貞年導演和健朗導演的情況有些異曲同工,《無聲》還在上映中,你會聽到很多回饋,事件本身也許是吸引觀眾的原因之一,但觀點才最重要,而非讓事件本身決定作品好壞,這也是我們辨識創作者是否有才華的關鍵。你遇到很有愛的製片,還讓你半年後回去補拍。我看《無聲》有驚訝到,我忘了為什麼我看過你的劇本,結局跟我的印象確實不同。昨天放映《手捲煙》時,也有觀眾這麼問導演,陳健朗也經歷過某句台詞該不該放的選擇,最後還是放了,創作者面對自己,把想說的說出來。《手捲煙》和《無聲》雖是兩種不同的片,但掙扎的歷程很類似,這對所有創作都很重要,尤其作為新手會聽到各式各樣的意見,「何時接受,何時抗拒」確實是無解的難題,不過坐在台上的幾位好像都跨過這個問題了。《孤味》沒有這些問題吧?
許承傑:問題很多,大家都一樣,拍電影一定會遇到時間跟預算不夠,這是最大的問題。拍電影是三角形,時間、金錢、創意,少了其中一個,另外兩個一定要做得很好,但如果你沒有的是創意,只有時間跟金錢,就……退休好了。幸運的是我短片拍過部分了,長片有用原來的骨架。很多橋段是在密閉空間裡有大量演員,我們單機拍攝,只有軌道和一支腳架,如何在器材限制下,利用走位、表演和台詞說服觀眾她們是一家人?一開始我很緊張,工作人員和演員都比我專業,我說「好,可以」的時候,謝盈萱都比我緊張,這樣就可以了嗎?第一天晚上我很緊張地傳簡訊給蔡宗翰,他是《九降風》的得獎編劇,我說:「怎麼辦,我覺得可以,但他們好像覺得不行欸,你入圍過這麼多次,你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嗎?」他說:「如果我知道的話,我就是侯孝賢了。」這證明沒有人知道。
第一天都是群戲,在沒辦法給每個角色單獨鏡頭的情況下,怎麼說服演員、怎麼在過程中修改劇本,讓演員覺得角色活成他的樣子,取自導演和演員間的信任。有一場壽宴的戲,雖然後來那天提早半小時收工,但拍攝時覺得時間不夠,分鏡鏡頭很多,場地是營業的餐廳,雖然他們有贊助,但不夠拍怎麼辦,你要先想好怎樣的鏡頭夠用,雖然我硬碟寄給廖桑(廖慶松)時,他還打來問第二顆硬碟是不是還沒寄到(笑)。
聞老師說現場很多人拍過短片,再來想拍長片,我的經驗不多,《孤味》是我參與的第一部長片,我還在學校時有拿《孤味》的短片劇本給編劇老師看,他超討厭這個劇本,他覺得「濫情!你寫超爛的,最好不要拍,不然你一輩子就毀了。」他是位坎城和柏林都拿過獎的資深編劇導演,當時我很傷心,另一位編劇老師跟我說:「也許它真的很爛,也許大家都覺得很爛,但是影像化劇本的文字,只有你自己知道會長怎樣,你先想辦法拍出來嘛,要是沒有人投資,沒關係啊,你就繼續改。」就像剛剛廖明毅導演說魏導把分鏡都畫完了,他已經想好要怎麼做了,只是時間長短的問題,相信自己想做的事,要是別人覺得不夠好,就再把它做得更動人,有一天會做得很好。我講得好像畢業演說一樣。
聞天祥:你不像廖明毅已經跟過很多大規模的片,《孤味》變成長片後,你碰到徐若瑄、謝盈萱、孫可芳、丁寧這些不好惹的演員,我的意思是她們都很專業,每個人的資歷都壓垮你,你只要稍微修改就會影響到所有人,和這麼知名的演員合作有什麼撇步?
許承傑:我一開始就確定長片要找淑芳阿姨,謝盈萱是我本來就認識,她答應要演《孤味》時,《誰先愛上他的》還沒上映,我們有電視劇阿嬤和舞台劇女神,對投資方來說這不是電影卡司。後來找資金時,盈萱開始得獎了,我超感謝,後來Vivian、可芳、丁姊都進來,我和製片一度愣住想說怎麼做成這麼大。花了很多時間把演員湊在一起讀本,幸運地有堅持大家要說台南腔的台語,讓大家繃緊神經,除了可芳外沒人住台南市,台南市的台語和台南縣又不太一樣,我一直跟她們講如果一家人開口不像,觀眾不會買單故事。撇步是她們都願意一起花時間學語言,就像柯導的《無聲》大家會一起學手語,這樣大家能有一起共患難的團結感。
是幸運也是不幸,主演和團隊很多人都經歷過類似的傷痛,我堅守不過問演員的隱私,除非他們很願意講,這很重要,我想尊重他們的專業,他呈現的是角色,我不想利用挖他的悲傷來表現在銀幕上。雖然我沒和他們聊私事,但在劇本討論中大概能知道經歷過什麼事。最後的告別式,現場激動成一片。台南市很靠近空軍基地,那天不知道為什麼,戰鬥機一直飛,收音師已經快崩潰了,演員情緒也潰堤,我那天想過要不要先停拍,有些人的情緒已經和角色抽離,表現的是個人傷痛,還好後來情緒有收回來,回到角色裡。我沒有他們經歷那麼夠,但既然他們相信故事,溝通上互相尊重彼此的專業,結果會比較圓滿。
聞天祥:故事藍本來自你的家庭,你要怎麼沉澱和觀看這件事?如果只有你自己感動,就沒辦法感動觀眾,怎麼保持距離的美感?
許承傑:我在短片確實有直覺式地放入部分個人經歷,家人看完短片後默默不語,他們本來以為我要拍多美的故事。因為有這個經驗,我跟編劇黃怡玫一開始要寫,我就表明只取這個精神,所有角色都是服務主角的人生命題,不能為了創作處理你的失戀和傷痛,不能為了讓自己滿足,就把它變成影像。我深信電影要和觀眾溝通,你要取自己學到的精隨,讓觀眾知道你要說什麼,所以片中的角色和我的家人比較脫離了,雖然他們進去看之前都預設自己是徐若瑄,這我也沒辦法。
聞天祥:談到和演員的合作,許承傑跟了一群專業演員,柯貞年的狀況則比較混雜,你的片裡有專業演員,也有完全的新人,協調這兩類演員困難嗎?
柯貞年:剛剛聽到許承傑導演說他很尊重演員,都不過問隱私,我有些想法,我很喜歡和演員聊天,想在聊天過程建立信任感,聊的東西都和這部片無關,像是聊彼此的生活、為什麼想做演員,偶爾才聊到角色。不知道該不該爆他八卦,我和飾演張誠的銓銓(劉子銓)最常聊他喜歡的女生,我還會看照片說「這女生不好,她會拋棄你」,過程很像朋友。拍攝過程很辛苦,演員要學手語,情緒表演又很難,他們只是一群十六、七歲的孩子,我自己十六歲都還不知道想幹嘛,他們除了上課外的所有時間都要準備這部片,你能感覺到他們的疲憊和煩躁,為什麼不能出去玩?為什麼要一演再演?排演時能看到他們太陷入角色而抽離不出來,喘不過氣、壓力大到想看醫生,我心裡有時會覺得也太誇張了(笑),但知道他們很投入,很愛這部片,所以我要比他們更認真,才不會對不起他們,這是和素人演員的相處,會有革命情感。
面對有表演經驗的前輩演員,例如太保哥或媚姊(楊貴媚),我會想「啊,感覺會很難搞,怎麼辦?他們可能會覺得那樣表演才對」,結果完全不會,他們願意相信你,知道你對這世界有自己建構的模樣,儘管會提出憂慮和質疑,但都很尊重,我很感動,我只是個菜鳥新導演,他們是看過大風大浪的人。太保哥演一個爺爺,他覺得有一場戲的台詞很奇怪,不說比較好,我也覺得可以不說,但我個性有點反骨,如果我讓他不講,以後他會想怎樣就怎樣(笑)。我說:「不行,你要講。」他說:「可是這樣超怪。」來來回回後他講了,但最後我還是把那句話剪掉,很有趣的經驗。這部片是大家一起完成的,每個演員和工作人員都努力讓這部片更好,而不是只想讓自己被看到,我很感動。我同意剛剛講的,不管拍劇集、短片、長片,你都得自問有對得起自己的心嗎?這是你想要的嗎?如果連你都不認同,就沒辦法說服觀眾,這很重要。
聞天祥:陳健朗遇到的聽說都是專業演員。
陳健朗:我都不太敢回應,林家棟是位非常專業的演員,和他談了幾個月的劇本,每次都猛烈到我很想死,一開始會吵架,都快打起來了,我也會覺得不能讓。你要想方法取得大家的信任,對每個人的方法不同,我會跟家棟去吃宵夜,談談他以前的事、對演戲的看法。有時候是年紀問題,不同年代的價值觀不同,他比我大三十多歲。你得讓大家理解你對世界的看法,才能溝通、一起探索角色。有次很搞笑,他問我:「我是不是很難搞啊?」,我說「好難搞啊~」他就笑了。
先互信才能談角色,沒有信任,儘管你的看法是對的,他也不會聽你的。不是說一定要跟演員做朋友,但你要跟他有信任基礎。像我跟另一個南亞裔的素人演員就可以做朋友啊,你可以知道彼此看世界的角度有何不同。拍最後一場戲時,我得去和每個演員講調度,當時我在旁邊抽菸,聽到廣播說:「觀眾還有一分鐘就進場了。」很像你去看戲會聽到的那種,我抽完菸走去跟演員說:「家棟哥,你等一下在這,太保哥你在這,白只你聽到這個對白要有那個反應。」我裝得好像什麼都知道,要他們聽我的就好,說完後我回去旁邊發抖,慶幸他們剛才沒問我太麻煩的問題,大概每個新導演都有過這種經歷。怎麼讓他們理解我的想法?我還在探索,但你對自己的想像要有信心,才能慢慢跟演員談,千萬不要跟他吵架。你可以花好幾個小時和演員談該不該說某句台詞,但不能發脾氣,這很重要。
聞天祥:吉安,我之前看到《南巫》有很多徵選素人演員的公告,你一開始就希望用很多素人嗎?
張吉安:主要是因為沒錢找專業演員,還是回到環境的問題,馬來西亞很缺電影演員,中文圈幾乎都是電視劇演員,所以徵選角色是很大的問題,這部片來參加金馬創投時,我想找台灣的演員,但沒有錢,就回去找馬來西亞的演員,希望能多訓練。但是馬來西亞的環境很難讓演員提早進劇組訓練,因為沒有錢,錢的限制讓我們要想很多辦法。後來找到五位表演專業的劇場演員,會找劇場演員是因為我做過劇場,而且劇場演員的伸縮性比較強,他們不常面對鏡頭。我也找過電視劇演員,但表演比較誇張,這部片想呈現的是1987年較原始的散漫東南亞生活。當時我決定回家鄉拍,為了找五位專業演員以外的素人演員,我花了一年的時間,每天假裝在菜市場買東西,在村落裡看小孩玩耍,以物色演員。有些人認識我,會問我回來幹嘛,我說我回來拍照,其實是在那裡看大家生活,有些兒童演員在電影裡住的家就是他原本的家。
聞天祥:喔~所以住對地方就可以當你的演員?
張吉安:對,我這樣做是因為沒條件,必須用這種方式解決。有一場很重要的山洞戲,當地人說經常有人看到山神在裡面出現,我花了三個月,幾乎每隔兩天就去一次,在那裡寫劇本,想看能不能遇到山神,但都沒遇到。沒辦法讓演員提早進劇組,演員到開拍前三、四天才進組,這讓我很緊張,不知道他們準備好了嗎?我想了個辦法,我提早兩個月自己去走位。
聞天祥:你演了所有的角色。
張吉安:對,我瞭解每個走位該怎麼走,知道每個鏡頭的位置,邊走位、邊看,看到哪棵樹、哪間房、哪個山洞合適,就和當地人說要用,請他們清潔一下,拿著電腦標記每個演員的走位,一個人做這件事。劇本是我寫,景也是我看,種樹也是我和當地居民說要種在哪。
聞天祥:你還教他們種樹?
張吉安:對,有些樹在1987年有特殊意義。還有種田!我還去找了田,還有找田伯爺的屋子,田伯爺這個信仰在1987年不被允許,所以當地居民不會祭祀,很多人會把祂的屋子藏起來,放在院子裡養雞,甚至拿來放農具,我挨家挨戶問能不能出租那屋子給我,到後來整個村落的人都認識我了,這也滿方便的。還有一個問題,演員不熟悉現場的環境,我要提早拍視頻給他們看,白天和晚上長怎樣。你要比任何人更清楚細節,連對白和語言都要我去訓練他們,我本身有在研究語言,我要求語言要用當地的,慶幸的是有三個專業演員和我來自同一間學校,在同個地方長大,我們的語言一致。
聞天祥:這是一部同鄉會式的電影欸,整個鄉里都為你所用。
張吉安:對,有趣的是當地居民不知道什麼叫拍戲,他們融入我們、煮東西給我們吃,有些鄰里看到道具有點舊,還會拿家裡的東西來,有時還真能用上。你拍一個地方小鎮的故事,導演要比任何人,甚至比當地居民更瞭解這裡的生活況味,好比說何時起風,片裡很多鳥叫聲,你要知道幾點哪種鳥會叫,好告知收音師去收多一點。每晚19點45分和凌晨5點40分會有唸經聲,你確定用得上的聲音就要現場收,還得確定當地居民騎的機車聲音是八○年代的,不正確的聲音要去擋,你得記錄環境裡經常會出現的聲音。
聞天祥:哇,這等同在拍《怪胎》了,強迫症這麼嚴重。你這些事必躬親的細節,和廖明毅用分鏡選場景是類似的功夫,雖然兩部電影的風格完全不同。《怪胎》沒有素人演員,《怪胎》的導演、編劇、攝影、剪接都是廖明毅,只差沒下去演了。
廖明毅:我有演。
聞天祥:你有演?好好好,你也演了(笑),林柏宏和謝欣穎都是好演員,都是金馬獎得主,他們之前是配角得主,這次你把他們推到男女主角的位置。你心裡很清楚知道這部片要用多少錢拍,要用什麼鏡頭、場景,演員也是這樣嗎?還是和投資方及製片有所拉扯?
廖明毅:聞老師,不好意思,我先問一下健朗,健朗,你說你《手捲煙》拍了十八天?真的十八天?
陳健朗:對。
廖明毅:大家知道陳健朗才三十歲嗎?我覺得他是天才。他剛剛講的很多做人和拍片的東西,我要花三年去拍電影、拍無數廣告才能瞭解,他才三十歲就懂,我超崇拜他。我看完《手捲煙》很震撼,查到他才三十歲的時候覺得很汗顏。回到提問,我用的方式和在座其他導演不一樣,因為我寫完劇本就畫分鏡,所以分鏡裡會有特定的表演方式和走位,在演員接戲時我就和他們說我要做兩件事,第一件事:讀本。很多劇組會讀本,我要求讀三到四天,每天八到十小時,一天讀完一次本,我帶著電腦,演員不用先背台詞,我會唸三角形的行為,我要演員用六十分的語氣唸出台詞,以便我知道他的認知正確,句子的樣子不一定適合演員講,演員在過程中可以口語化它,我也現場改,改了之後明天再出一版給他們,每天重複這個讀本過程,最後那些話都是演員自己的話。
第二件事:排戲。台灣很多導演很難說服表演者去排戲,最好的那次表演不一定是演員有控制到的那次,那次可能是來自生命經驗的偶然,我們很怕那次會不見,所以滿多演員會抗拒排戲。排戲等於在練習,過程中最好的那次可能會被用掉,正式拍攝就拍不到。我剛剛講我是希區考克那一派,所以我不相信這套,我相信勞勃狄尼洛可以演一百次,有三十種不同的表演。我必須說服演員有這套做法存在,但林柏宏在四年前拿過金馬最佳男配角,他用他那套被肯定過;謝欣穎在她的第一部電影就拿到金馬獎,她是侯派(侯孝賢)出來的人,要她跟你排戲咧。我跟他們講我要排戲,他們一副興味索然,我不知道怎麼辦,我也不確定我的做法是否正確,但我希望嘗試。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我要把角色交給他們,拍攝現場我不會再管。台灣不是在攝影棚拍攝,所以拍攝現場會有各種莫名其妙的狀況,導演在現場常常只能講關鍵句,沒辦法在現場因為演員有意見,就從角色小傳開始跟他講,你在現場只能說再怎樣一點,他必須瞭解你是什麼意思,如果前面有做準備,把角色交給他們,我現場就可以只講關鍵句。唸台詞是演員最外顯的表演,有些天生的演員唸好台詞就八十分了,如果選對演員,演員只要用本色加唸好台詞就很厲害。
在試鏡、讀本和排戲過程都是在做導演功課,不管導演有沒有自知。第一次排戲用的是演員讀本時的認知,如果不對,我們會坐下來討論,大家都看得懂劇本,但每個人進入這場戲的切面不一樣,要討論的是切面,讓他知道世界上不是只有你這種認知,也很多人會是我這種認知,而這次要講的是我這種認知,當然你不能強迫他那樣演,不相信他也演不出來,你要讓他懂你的切面。《怪胎》在拍攝前完整排了三次,那是拍攝前一個月的事,排完戲演員回去背台詞、定裝,拍攝現場沒有很照排戲時的狀況,因為儘管演員對戲有深刻瞭解,但中間隔了一段時間,新鮮感加上現場拍攝的腎上激素,表演會不一樣。雖然iPhone Roll下去不會有底片的聲音,不會有正襟危坐感,可是正式來會有和排戲不一樣的感受。我在現場只當攝影師,導演的部分我只講關鍵句,他們會因為時間而稍微忘記重點,我就提醒一下,過程中你會相信你已經把角色交給他們了,他們有認知自己被交付重任,這是一種方式。
我們需要很多年的經驗瞭解自己是什麼樣的人,電影是集體創作,你會找對的攝影、美術、剪接,取他們厲害的地方,但你要確定自己是善於且喜歡做這件事的人嗎?電影不是只有一個做法,我就不是,我是暴君型的,暴君不是指我會生氣,我在現場不會生氣,而是我會用各種方式拐你做我要的樣子。我的方式滿嚴苛,我崇拜大衛芬奇那種高控制型的人,所以我一直學這類的東西,我知道做電影要讓大家舒服,並取各自的長處,但我沒辦法完全放給另一個人做。我花了十年認識自己是這樣,所以用這種方式創作。前面我說我很羨慕健朗導演,他這麼年輕就學會我花了十年才會的,他還有他的十年可以用。大家要去知道自己是哪一種人,不要聽別人跟你說電影只有哪一種做法。你是哪種人,會有一種適合你的做法,只要你相信這做法,且能讓別人舒服,什麼做法都是好做法。
聞天祥:廖明毅已經說出今天的結論了,我這樣講不是因為論壇時間快到了,是真的。今年進到金馬複選的作品,超過一半是新導演的作品,除了看到華語影壇各區新人輩出,也看到他們找到自己的拍攝方式和腳步。入圍名單出來以後我和工作人員很興奮,不只是地域上的多元而已,而是題材類型、走向都分歧而多元。選誰得獎是評審的事,我們可以愛很多個人、愛很多種電影。今年入選新導演的這些作品都很有啟發性,讓我們對電影未來的製作、發展,甚至只是作為一個觀眾對觀影的期待都更有可能性了,這是讓電影可以繼續走下去的巨大力量。本來想在頒獎前問你們達成入圍這個階段性成就的心情如何,但你們可能都會說「平常心」(現場大笑),所以就算了,掌聲謝謝今天五位導演的蒞臨,也謝謝大家的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