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年12月1日（日）《黑箱日記》映後

地點：高雄內惟藝術中心

與談人：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法官｜莊珮君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總監｜羅珮嘉

 

文字紀錄：華疌

 

 

 羅珮嘉：感謝這麼多的朋友來看《黑箱日記》，相信大家現在的心情應該都還很激動，也非常不捨，伊藤詩織將近十年來的各種奮鬥和煎熬。伊藤詩織這部片子，在金馬影展連續三個禮拜，都是觀眾票選第一名，如果等下有空，我也會分享一些她在台北影展現場分享的事情。今天很榮幸邀請到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的莊珮君法官，跟我們一起聊一聊。歡迎莊法官。

莊法官你好，我相信法官看了這部片子，應該更氣憤不平，覺得日本的制度非常奇妙，要不要先跟我們打個招呼，然後分享一下你的觀後感？

莊珮君：大家好，我是高雄高分院的莊珮君法官，很榮幸有這個機會，參與金馬司法影展的映後座談。今天看完這部影片之後，我想問大家，對片中哪一句話印象最深刻？對於我而言，我覺得是伊藤詩織在片中講「強暴是對靈魂的謀殺」，她說要放在書中最後的那個句子。性侵害對於被害人，是一個非常痛苦、非常不愉快、非常反人性的經歷，在生命、自由等方面，都產生極大的威脅和恐懼，我們從片中就可以看出來。對於任何人來說，這都不是一件愉快、想跟世界分享的事，但是，很佩服伊藤詩織導演的勇氣，她挺身而出，把這個片子拍出來，讓大家可以真實感受她的經歷。在片中，伊藤導演說過，沈默是應對性暴力的「好的」方式嗎？其實，沈默並沒有辦法帶來平靜，相反，挺身而出、說出真相，雖然未必能夠完全撫平心中的傷痛，可是多少也能產生跟傷痛一起活下去的勇氣，我是這麼覺得的。所謂的勇敢，我們說做人要勇敢，並不是都不哭就代表很勇敢，而是哭了以後，把眼淚擦乾，繼續往前走下去，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勇敢。

在電影中，也呈現出性侵害被害者四大面向的創傷。第一個層次是身體的創傷，例如伊藤詩織說，被性侵當下她的乳頭流血了，她的身體也有瘀傷，還可能面臨懷孕的風險、感染性病的風險，這些都是很直接的身體的創傷。第二個層次是心理的創傷，例如可以在電影裡面看到，伊藤詩織有時候會想自殺，也有呈現出 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反應。第三個層次是情感方面的影響，例如情緒很容易受到波動，看到一個觸發點，譬如「禿頭」或其他，就會想起那段很不愉快的經歷。生活中一個無意的觸發，或者可能更進一步，對未來的親密關係感到恐懼，因為很多性侵害的被害人，可能對「性」留有很不好的印象，如果更深刻，可能會影響將來的親密關係。第四個層次，我覺得是最嚴重的，人際和社交關係的影響，電影裡面可以看到，至少在日本社會，伊藤詩織受到了排擠，當然也有很多人支持她，可是，反對的聲音也很大。據我所知，伊藤詩織可能目前也沒有定居在日本。性侵害帶來的創傷是各種層面的，影響非常之大。

如果我們要想辦法，盡量幫助性侵害的受害人，我覺得我們要正視，侵害的犯罪與「性」比較沒有直接關係，它涉及的是暴力和權力的問題。我們也要扭轉對被害人的刻板印象，不能認為被害人一定要隱忍、被害人不能拋頭露面，沒有「完美被害人」的存在，我們不能總想檢討被害人，而應該更加尊重每一個人的性自主決定權、對身體的控制權。同時，我覺得應該要讓被害人去汙名化，整個社會盡量營造友善、包容的氛圍。這不單是一個口號，更是一個願景，一個使命。因為我們在電影裡面看到，像伊藤詩織這樣子，一個活生生的人，在性侵害發生之後，遭受各種痛苦和煎熬，還有備受批評，這些點點滴滴的二次傷害，其實不亞於她所受的性侵害。我個人覺得，我們整個社會要提供更溫暖、更包容的環境，讓這些被害人的復原之路看到希望。以上是我的想法分享，謝謝。

羅珮嘉：我在2018年，第一次在台灣看到伊藤詩織，那時候她就跟我講，發生的事情的二次傷害，她覺得整個創傷症候群裡面，這是她一直沒有辦法消化的一塊。而且她覺得非常驚人，媒體一面倒的偏見報導、法庭的漠視、警方的不在乎，甚至警方沒有任何一位女性，還有民眾的仇女輿論——這種檢討被害人的聲音，幾乎一半以上都來自女性民眾，還有女性政治人物的黑函，這些事情我們在片子裡面都看到了。所以對於伊藤詩織而言，她沒有辦法理解，日本社會這樣子的現象。這些二次傷害，也讓她有勇氣直視傷痛，她開始撰寫書籍，把經歷的這一切慢慢寫下來，後來又成為這部片的導演。對她來說，這個過程其實是要去療癒，在一次傷害、二次傷害裡面的各種經歷，也算是影像藝術治療。

開放觀眾提問之前，我想先請教法官，大概在 2010 年代中期進入了所謂的 #MeToo 時代，伊藤詩織這個案子算是 #MeToo 時代的第一個案例。日本也在 2017 年修改法律，之前的「強姦罪」修改為「強制性交罪」。原本伊藤詩織的案子，沒辦法得到日本法律的認同，因為她是被下藥，失去了意識，沒有喊叫、沒有掙扎抵抗，所以當時只能以「準強姦罪」進行訴訟，不能用「強姦罪」，導致她的法庭之路十分困難。綜合這兩個問題，想請教一下法官的看法？

莊珮君：我為大家科普一下，先前在伊藤詩織遭受侵害行為的當下，日本的「強姦罪」構成要件是對十三歲以上的女性，以強暴或脅迫方式姦淫，大概是這樣子。強暴或脅迫，原則上是被害人無法抵抗，「至使不能抗拒」，才能認定是強姦罪。這是源自父權時代的規定，認為是「姦淫」，和貞操觀念綁在一起。後來，伊藤詩織在 2017 年召開記者會之後，電影裡面也有提到，日本修正強姦罪為「強制性交罪」，當時沒有把「強暴或脅迫」要件拿掉，但有把「姦淫」改成口交、肛交、性交都屬於強制性交，所以男生對男生或女生對女生，都有可能構成強制性交。在2017年時候，還把刑度從三年以上提高到五年以上。日本的竊盜罪判得很重，竊盜罪會判五年以上，但在先前，強姦罪是判三年以上，甚至比竊盜罪判得還輕。所以在 2017 年時候進行了修正，強制性交罪的法定刑度拉高到五年以上，但還是維持「強暴或脅迫」要件。

這邊附帶告訴大家，日本終於在去年真正直視這個問題，把刑法177條修正成「不同意性交罪」，拋開了強暴或脅迫「至使不能抗拒」。如果今天我明確表達不同意，但你卻對我進行性交，這就構成「不同意性交罪」。第二種情況，在我無法表達不同意性交，譬如伊藤詩織，不論被下藥或喝醉了，你卻對我性交，這也構成日本刑法177條「不同意性交罪」。

所以，在未來應該不會出現像伊藤詩織這樣的情況，不用再去主張有過怎麼樣的抵抗。酒醉是很明顯的事實，監視器影片就可以看出，醉到無法走路了。所以我覺得，至少在這個部分，日本的法律稍微跟上了時代。之所以說「稍微」跟上時代，因為我們國家的刑法在民國 88 年修正的時候，其實就有規定「乘機性交罪」的法定刑度與強制性交罪，也就是違背意願性交罪，是一模一樣的，都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所以我國在伊藤詩織的時代，「撿屍」這種行為是絕對不行的，刑罰雖然是乘機性交罪，可是法律的刑度與違背意願性交罪是一模一樣的。

 

 

 

 

羅珮嘉：有沒有觀眾有問題想要請教莊法官？或者想要分享你的觀後感也可以。

觀眾A：我想請問，影片裡面有提到伊藤詩織第一次公開的時候，她的服裝穿得比較低胸，就有人說「誰叫你要這樣穿，所以才會被性侵」。我想請問法官，在性侵案件裡面，通常性侵者是基於什麼理由，統計出來的理由，還有普遍的原因，為什麼性侵者會性侵他人？因為我們身為女性，會說這是身體自主，穿什麼都不是我們的錯。所以我想請問一下，是什麼原因，男性或是任何性別，會性侵對方？

莊珮君：感謝你的提問。我自己承辦過的案件，其實並沒有遇到穿著怎麼樣的服裝，會特別引起對方的性慾。誠如我先前講的，我覺得性犯罪比較像是暴力或權力的展現，我遇到的一般具體個案，我承辦過蠻多「撿屍」，把女生灌醉然後抬去旅館性侵害，這種案件曾經不少，但因為近幾年有在宣導，所以現在這種情形就比較少見。

依據我承辦過的案件，感覺跟服裝沒有必然的關聯性，為什麼被告會做這些事情，有時候我們也找不出原因。我覺得盡量不要檢討被害人，也不需要因為覺得害怕被性侵，所以就應該穿褲子。如果對方真的想性侵，就算身上穿著和服、包得滿滿的，他可能還是會想性侵。我們也辦過年紀差距很大的，年輕人去性侵一個老婆婆的案子。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很難釐清他的動機，所以我覺得這是暴力或權力的展現，最大癥結點就是不尊重，不尊重被害人的性自主權和身體控制權。就像我剛才說的，也有男性被害人，男性被害人也不用追究他穿得怎麼樣，所以我覺得，那些加害者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們沒有尊重對方的性自主權。

羅珮嘉：我補充說明一下，現在的 #MeToo運動裡面，就有針對這一項做一些活動。因為檢討被害人，就會像伊藤詩織遇到的狀況，被很多人檢討說故意要爭取工作機會、長得漂亮就故意賣弄色相，很多強暴案都是這樣檢討被害人。在 #MeToo運動裡面就有一個計劃，大家可以上網找一下，應該是在美國，做了一個展覽，受害者展出他們被強暴時候所穿的衣著，睡衣、牛仔褲、制服……，什麼樣的都有。所以大家也可以理解，衣著只是我們檢討被害人的一個說法而已。

觀眾B：在影片裡面看到，女主角的刑事案件結果是不起訴，我想請教法官，像這樣的性侵害案件，通常發生在比較私密、封閉的空間，但如果要舉證或是有證人，或必須要有相關的證據在法庭上呈現，會不會遇到一些困難？想請教法官，面對舉證困難的情況，怎樣做審判？還想瞭解，伊藤詩織類似案件的起訴率、定罪率，在台灣是多少，跟其他案件比起來，性侵害的定罪率高嗎？以上是我的提問，謝謝。

莊珮君：我沒有做過統計，但是我可以回答，在台灣，現在通報系統都做得很好，如果一個遭受性侵害的被害人，不論打 113 保護專線或報警，依據現行制度，馬上就會啓動被害人的協助制度，通知婦幼隊女警，首先到被害人的相關處所採證。如果第一時間在野外，被害人被拋棄在野外，警察可能會先出動去周遭做採證，因為第一時間採證是最重要的。第二時間，會由女警陪同，把被害人帶去醫院，徵得被害人同意進行採檢，驗血、驗尿，檢查身上哪裡有傷，胸部、陰道都要用棉棒採集DNA，送去刑事組檢驗。第三個步驟，問一下被害人要不要進入「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的作業，如果被害人想要減少陳述，不想一直出法庭，警察就會呈報給值班的婦幼組檢察官，如果檢察官認為可以，值班的檢察官就會直接跳下來指導警察，相關證據還要採證什麼。婦幼隊當天就會對被害人做一些筆錄，筆錄也會傳真給檢察官，檢察官如果覺得不行，可能會馬上請被害人到地檢署，同一天內，趕快做一份筆錄，我們以證人的身分來做結尾。所以就把採證的部分，在第一時間全部做好。但在日本，伊藤詩織經過幾天才打電話報警，警察說很難立案，這樣的情形在台灣有點難以想像。我遇到很多情況是被害人不想告，可是依據台灣法律「非告訴乃論」，他們的學校或社工知道之後都要依法通報，也會啓動相關的調查和採證。

誠如你所說的，性侵害很多都是密室犯罪，證據很少，但是被害人的陳述也很重要。其他相關證據，如前所述，被害人身體上的採證，所以，遭受性侵害當下，絕對不要洗澡，千萬不能把身上所有的證據都洗掉，第一時間要去醫院，做一些相關的查檢。被害人的陳述，加上這些採檢的證據，再加上可能事後會送鑒定，鑒定證言的可信性，以及是否有創傷症候群等等，我們就會綜合判斷是否可採。實務層面，難以避免可能會出現誣指的情況，所以採證真的很重要，第一時間一定要把證據都採集好。

定罪率的部分，我沒有做過統計，我只知道，自從我們的保護制度上路之後，我看新聞報導，大概一年報案可達上萬件，大家都很勇於出來舉報，比較不會像日本，只有4.3％被害人願意出面向警方求助。依據我接收到的訊息，在台灣，大家比較能夠挺身而出，進行舉報。定罪率，我覺得不會很低，但是如果確定要到三審定讞，我沒有做過統計，所以無法直接回覆數據。

觀眾C：電影裡面，山口敬之對伊藤詩織提出妨害名譽罪，反告被害者，在台灣，例如黑人也有對被害者提出類似的民事告訴。想請問，這種案件在法庭的勝訴機率高嗎？法官覺得有沒有可能，避免這種情形出現？

莊珮君：據我所知，黑人是反控對方誣告，但也是不起訴。我覺得，司法實務層面，誣告罪很難成立，依據我國刑法，因為被害人並不是莫名其妙地誣指。黑人的案件裡面，被害人講得算是有憑有據，當天也有證人知道黑人去過她的房間，我印象中是這樣。所以只要不是完全空穴來風，隨便編一個人事時地物都不在的明顯謊言，我覺得誣告罪不太容易成立。

影片中，山口敬之對伊藤詩織提出反訴，因為伊藤詩織在書中寫他「用藥」性侵，用藥這個部分，山口覺得伊藤沒辦法拿出證據，他主張伊藤只是單純喝醉。後來一審是判伊藤完全勝訴，但是二審時候，日本的民事法官認為伊藤確實沒有辦法提供證據，因為她並沒有在案發後，第一時間就去驗血或蒐證，沒有辦法舉證山口真的對她下藥，即便當時她的症狀很像是被下藥，感覺模模糊糊的，就跟約會強暴藥的效果很像。但是，法官認為這樣無法證明伊藤有被下藥，而且伊藤在書中所寫的內容，等於說山口是「下藥性侵犯」，確實有可能妨害山口的名譽，所以法官判了反訴的部分，伊藤要賠償山口五十五萬日幣。

但是你剛剛提到的問題，我自己承辦過程中，即便被控告妨害性自主、後來判無罪的被告，原則上也沒膽量去告被害人，像黑人的情況真的比較少見。但我想，黑人可能有特別的考量，或許藝人會特別受關注，或許是律師的訴訟策略。但是我承辦過的案件，非常少遇到反告被害人，因為性侵害有時候判無罪，是因為沒辦法證明他有罪，並不表示他真的沒有做。可能因為時間久遠，或證據保存不足之類的原因，所以才判無罪。這種情況如果被告去反告誣告，而且想要勝訴，讓告訴人真的背上一條誣告罪，這種情況我覺得非常少，有發生過，但非常少。

觀眾D：我想請教一個部分，影片當中出現一個情節，員警或警官其實有收到簽發的逮捕令，後來是高層的因素導致他們停止在機場執行逮捕。剛剛有觀眾提到定罪率，我印象中，日本的檢察官起訴跟最後定罪的比例大概90%左右，是不是因為檢方可能沒有完全的把握，所以最後選擇不起訴？我還有考慮過一個問題，如果有逮捕令，山口在機場被逮捕，媒體曝出來，輿論會不會影響檢察官或法官的判定，導致可能檢方願意做一些較有勇氣的決定，例如起訴當事人？另外一方面，逮捕令是不是由法院簽發的？如果是由法院簽發，但可以選擇不執行，警方有沒有瀆職的問題？

莊珮君：謝謝你的提問。首先我想說明，在我國沒有逮捕令，警察對現行犯可以當場逮捕。對於涉及性侵害的，會發通知書請他來警局做筆錄，或請檢察官核發拘票，拿著拘票去執行。對於日本的制度，真的很不好意思，我沒有特別研究過逮捕令，為什麼他們的警察局長可以說不執行，我不太理解，因為兩國的刑事訴訟制度不一樣。如果在台灣，檢察官請警方執行拘票，除非是拘不到，不太可能人在那邊，卻說不要執行。

對於伊藤詩織的情況，我的理解，當時會做出不起訴的決定，可能受限於當年法律的構成要件並不完善，電影裡面也有議員提到，日本是已開發國家中最落後的，對於性侵害犯罪的相關法律是最落後的，所以也可能受限於此。另外可以回頭反思一個問題，這個事情發生完了，能採集到的證據大概就是這些，山口敬之從外國回來，即使當場逮捕他，我們要保存什麼，能夠做什麼？我覺得，目的也不是為了押人取供。去逮捕他，或將來申請羈押，就像我們現在羈押很多被告，其實主要目的並不在於一定要判他有罪，而是要保全訴訟的進行，防止他去滅證或逃亡，防止他反覆實施犯罪。所以我不會特別覺得，在當下有把山口敬之逮捕或沒有逮捕，會對後面的訴訟產生很大影響，因為證據就是那些。

伊藤詩織在第一時間沒有馬上去採驗，因為她那時候太害怕了，還回去洗了澡，沒能盡量保存證據。所以大家記住，千萬不要洗澡。後來伊藤才鼓起勇氣請醫生開避免受孕的藥，直到第五天才決定去警察局報案。我覺得，山口不太可能對這個事情進行滅證，也不太敢對伊藤反覆實施性侵害，所以可能沒有必要逮捕，甚至後續做一些強制處分的動作，我覺得未必會影響到最後的判決結果。但是不能否認，看影片的時候，我覺得警察局長的不逮捕，不曉得是高層授意或揣摩上意，確實很奇怪。但是我覺得，這個不逮捕，對於後來的不起訴，或起訴審查委員會決定維持不起訴，都不是決定的關鍵點。

觀眾E：我看這個片子，剛開始一直都沒有證據，我想說完蛋了，為什麼到最後才想到飯店的門房，我覺得那也是一個關鍵。那位門房先生算是比較有同理心，願意站在女性的角度，否則整個過程都是批評、懷疑，直到伊藤詩織寫書之後，才開始有女性願意支持她，甚至媽媽這一輩人，不忍心想到萬一女兒遭受這種侵害。我的問題是，做這種判決的，是否主要是男性法官？今天來到現場的是女性法官，比較會站在女性的角度。但如果做判決的都是男性法官，雖然日本各方面給人的感覺都很精準，可是在男性霸權的傳統觀念裡並沒有進化，是個很退化的國家，男性霸權、男性為主。電影後面出現的安倍晉三被槍殺，跟這個案子有沒有關聯？最後判決勝訴，是否與勇敢的飯店門房出來作證有關？但是片尾又說，三口敬之提出上訴，我覺得蠻奇怪的，他怎麼還有臉出來說自己沒有犯法，還敢露面？

莊珮君：謝謝您的提問。如果我是裁判者來看這個案件，我覺得喜來登飯店的錄影帶就已經非常明顯，甚至不太需要門房來作證。伊藤明明就沒有下車，山口還進去後座半拖半拽把她拉出來，進到飯店，監視器也有錄到，山口扶著伊藤斜斜地走過。因為辦過很多類似案件，房間裡面不可能攝像，通常都是看走廊監視設備的錄影，看他們怎麼進入房間，很多被害人確實都是被抬進去的。但是我們也要讚揚門房的勇氣，他應該是很重要的臨門一腳。這部影片讓我爆發淚點，忍不住哭了，也是在伊藤接到電話，門房說他願意出來幫忙作證，即使丟掉工作也沒關係，在這一刻，我覺得人間還是有溫暖的。

至於是不是男性法官主導，在台灣不用擔心，因為我們現在考上法官的女生比較多，所以法院裡面，至少在地院，男女比例幾乎都是一半比一半，我覺得未來可能女生會佔到三分之二，因為女生比較會唸書和考試，但是當然工作也需要社會經驗。不過日本確實是一個父權體制的色彩比較濃厚的國家，但是在這個案件裡面，是不是都是男法官，因為我沒有求證過，所以不敢回答。

羅珮嘉：這題我問過伊藤詩織，所以我可以補充說明一下。她說這也是日本的一個問題，掌握權力的人，例如媒體的高層、電視台的高層、法院的高層都是男性。包括她去警察局，沒有任何一個女性或女警幫助她。剛剛觀眾提到的男性法官為主，伊藤詩織說確實是這樣的，這也是她一直遇到的問題。

現在民事定讞了，對於伊藤詩織來說，這十年的旅程總結了，她是記者，是這部紀錄片的導演，也還在為性別平權而努力，但她已經轉換了角色，她的個案已經結束。雖然結局存在一些不公平，某種程度上她是失敗的，她沒有得到全部該有的正義，但是她可以轉換成為另一種，想要在其他方面努力的樣子。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的講座只能到這邊。非常的精彩，謝謝法官，也謝謝所有觀眾。

 

高雄場《黑箱日記》司法講堂 影音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