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年11月10日（六）《化外之醫：第1-2集》映後

地點：台北信義威秀影城11廳   

與談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法官 | 余欣璇

導演｜廖士涵、詹淳皓 

 

文字紀錄：華疌

主持人：《化外之醫》是今年金馬司法影展選映的其中一部作品。我們今年的司法影展有很多的第一次，《黑箱日記》是第一次邀請到國外的導演來分享，《化外之醫》是我們第一次選映影集作為司法單元的其中一部作品。《化外之醫》一共有十一集，我想大家看完前兩集之後，應該會很期待接下來的發展。今天非常榮幸可以請兩位導演來到現場，跟大家分享這部片的製作經過，還有相關的一些議題。大家待會可以先想一想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問，我們也有準備小禮物送給大家。我們現在歡迎今天的三位與談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的法官余欣璇，《化外之醫》的導演廖士涵、詹淳皓。我們先請兩位導演跟觀眾們打招呼。

 

廖士涵：大家好，我是《化外之醫》的導演廖士涵，很謝謝你們來看這部影集《The Outlaw Doctor》。先催票一下，等下麻煩出去幫忙投五星（觀眾票選問卷），謝謝。

 

詹淳皓：大家好，我是《化外之醫》的另一個導演，我叫詹淳皓。非常感謝大家在禮拜天的日子，來看我們這部影集的 1-2 集。也一樣催票一下，要記得幫我們投五星、按讃，謝謝大家。

 

主持人：我們現在請法官分享一下。

 

余欣璇：大家好，兩位導演好，我是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的法官余欣璇。今天真的非常榮幸，能夠在金馬司法影展跟兩位導演一起分享，非常感謝有這個機會。我個人非常期待後面的劇情發展，謝謝大家。

 

主持人：導演有沒有想要跟觀眾分享一下，在演出的過程中，或者前面兩集，有沒有什麼特別難拍的地方，或者是很想要告訴大家其實背後有很多祕密？

 

詹淳皓：大家看 1-2 集，裡面有非常多醫療的內容，今天有約到我們的醫療顧問來到現場，他有來看這部片子。真的非常感謝所有的工作人員。不好意思，剛剛放映時候讓大家看兩次片尾（工作人員名單），相信大家印象很深刻，非常多人來幫忙，有很多的外籍移工。

整個拍攝過程非常魔幻，跟各個國家的人合作，一開始我們也會擔心，這樣子的製作過程是不是很辛苦。的確，一開始的時候，有這麼多不同語言的外籍移工朋友在裡面一起工作，可是呈現出來，會覺得其實《化外之醫》是一個非常新鮮的台灣影視表現。也期待接下來觀眾有什麼想法，都可以跟我們講。

 

廖士涵：我自己是覺得，當時拍得還蠻辛苦的，但我不太喜歡把辛苦掛在嘴邊，因為拍攝本來就是一個苦差事。但現在回想起來，像昨天我有跟著觀眾一起在大銀幕看 1-2 集，我就會覺得說，天啊，那時候怎麼辦到的？有很多場面，現在回想起來已經有點忘記當時是怎麼辦到的，就好像一場夢一樣。這個夢，我覺得自己再去慢慢回想的時候，就會覺得，好比說你們看到的車站，車站的所有人都是我們種出來、安排出來的。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些事情？因為我們拍攝的時候是夏天，但是我們的戲劇時間是冬天，所以我們必須要讓所有的演員都穿著外套，所以那些人都是我們種出來的。因為是跟移工有關的題材，所以我們必須要在裡頭安放很多移工的演員們。

 

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這個數字，其實台灣現在新住民的數量大概七十至八十萬，已經超越了、遠大於原住民的數字。然後，統計的逃跑移工大概八萬左右，但我相信應該是遠大於這個數字。為什麼要講這個？就是說，當時以為，我們在找移工群演的時候其實很好找，但實際上是很難找。因為移工朋友，其實都只能利用禮拜六、日才能配合我們的拍攝，但是很多場景，沒辦法等到六日才拍。比如醫院，有些時候因為場地的關係，可能平日才能借給我們，但是醫院我們需要用到移工的話，我們就很難去做協調。再比如說，我們要搭配別的演員，可能因為這樣子，我們就很難找到移工朋友進來跟我們配合。包括車站也是，我們好幾個月前已經申請公文，跟車站那邊說我們希望哪一天拍攝，但車站也會給一個他們可以拍攝的時間點，這個時間點如果不是在假日，我們的工作人員就會非常非常辛苦。

 

更遑論，我們後面還有一集發生在台中的第一廣場。第一廣場其實是台中的一個場所，東南亞朋友假日會聚集在那邊。我們拍第一廣場，希望呈現大量的移工在廣場裡頭穿梭走動的鏡頭。但是廣場的負責窗口跟我們說，他們不希望我們利用假日班，因為會影響他們做生意，所以只能利用平常日拍，我們只能想辦法把一大群的移工朋友放進來。所以我覺得，撇除掉醫療之外，另外一個困難和挑戰，就是在移工的部分。

你們看了 1-2 集，應該知道，我們其實不希望用一個很嚴肅的社會議題面相，讓觀眾進到我們的故事核心。我們希望用一個類型的、戲劇的，帶有娛樂性的角度，讓觀眾在觀賞之餘，可以慢慢理解我們做這部戲背後的初衷跟動機。

 

主持人：謝謝導演的分享，就像導演說的，這部片的真正主角跟核心議題，其實就是移工朋友們。想要請教一下法官，看到這部片之後，心裡應該有很多感觸，請法官分享一下。

 

余欣璇：我是一個法官，我看這部片的時候，第一個畫面，照著台灣的海洋然後帶出一個屍體，這部片我全部看完之後，提醒了我一件事情，就是這些移工，不管是產業的、製造業的或者是家庭長照的看護移工，剛剛導演也有講，在台灣的移工有七十萬到八十萬，失聯的甚至到達八萬，其實他們都是支撐著我們台灣產業的很重要的一股力量。看完 1-2 集，提醒了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們說他們是「移工」，其實最重要的是，他們支撐了我們的產業，而且他們每一個個案，都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我們把移工引進來台灣，支撐著我們的產業，但是很多時候我們都忘了，其實我們處理的不是一個個的案子，而是一個個的人。這樣的人交織而成的故事，剛剛兩位導演有講說，希望可以帶有一點娛樂性，我很敬佩導演的想法跟這部影集，因為我覺得，稍微嚴肅一點的話題，但是透過戲劇張力的演出，每一個畫面的衝擊跟故事性，可以提醒觀眾，不管是法律人或是平常的觀眾——每一個移工都是勞動力，支撐著台灣，其實他們都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帶著一個台灣夢來追夢，這部影集，就是他們背後所發生的一些故事。

 

主持人：我想導演在做田調和拍攝的時候，跟很多移工都有接觸，一定有很多的故事，有沒有什麼想趁今天這個機會，跟法官當面請教一下，移工們遇到的一些問題？

 

詹淳皓：剛剛法官提到的第一個畫面，就是一個台灣的海洋，然後有浮屍在海邊，其實這個畫面，有一個很特別的來源。去年三、四月我們在拍攝的時候，有新聞說，台灣的西海岸接連發現很多具浮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這個新聞。那個時候，我們劇組就接到一個電話，說他正在處理這個案子，他希望我們可以去瞭解一下。我們就想到，竟然發生了直接切合我們故事裡面的情節。當時在劇組的時候，我就直接自己一個人過去那邊，拍攝了他們家屬來台灣處理後事的部分，然後我有跟去停屍間，或者是最後要閉棺的時候，去拍他們的狀態，那個畫面是非常震撼的。

 

其實做這個案子之前，我並不是這麼瞭解移工朋友的狀態。我們的製作人湯哥，瀚草的湯哥（湯昇榮），找我們兩個導演進來以後，我們開始瞭解這些題目，看了市面上很多移工朋友的書籍，比如〈四方報〉的一些書，還有網路上的資料，也親自去跟他們做田野調查。然後就會瞭解到，原來移工的問題，這麼的困難，它其實不是一個單點式可以解決的問題，它是一個很復合式的、複雜的問題，各個立場都要考量。

 

之前法官也有跟我們講說，我們有什麼問題都可以提，然後我就提了很多問題，因為那時候在田調過程中，真的看到太多震撼的故事。也是因為這樣子，我覺得拍攝這個劇的初衷，我們兩個導演可能是第一線去瞭解這些故事的人，我們有沒有辦法透過整個畫面或是故事傳遞給觀眾，讓觀眾對這些事情產生好奇心？我這邊強調的是好奇心，而不是同情，因為其實我那時候在看一本書，也是有引用到顧玉玲老師——他是一個作家，寫了一本書叫《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書中提到一個點，如果我們對所有事情只是需要同理心和同情心，那一下子就過了，我們覺得「啊，他好可憐」，我們覺得這個故事好可憐，可是「可憐」一下子就過了。如果有機會通過故事，讓在座各位產生好奇心，對移工的題材有好奇心，如果我們有機會透過影視作品種下這些種子，大家回去之後就會多注意一下身邊的移工朋友，多注意一下這些議題，也許這個社會就有辦法往更好的方向去走。

 

我們那時候做田調，真的看到太多太多的議題想要分享給大家，在後面的集數，也有很多的內容物在裡面。期待接下來放映的時候，有辦法讓大家繼續關注這個議題。

 

廖士涵：我自己是對幾個畫面印象很深刻，我們那時候跟著一個嫁來台灣的越南小姐，她還蠻有正義感的，帶著我們去認識很多非法移工，認識很多移工朋友。透過她帶我們去到一個專門收容非法移工的宿舍，我一到那邊之後，第一句話就問說：「這個地方沒有門禁？」管方就說：「對，沒有門禁。」但是裡面都是非法移工，我記得接下來我就問了「移工如果逃跑怎麼辦」，管方就說他們也沒辦法，跑了就跑了。為什麼沒辦法？好像是因為其實罰金很低。我那時候有點問號，但是我沒有繼續追問下去。結果沒多久，我就看到了一個大概五十幾歲的越南阿嬤，抱著一個大概 7 個月的 baby（嬰兒）。因為我自己有小孩，看到 baby 都想要靠近一下跟他打招呼，但瞭解之後才知道，原來這個 baby 的阿嬤，過沒幾天就要被遣送回越南，但是 baby 的生父和生母已經跑走，不在台灣，而且這個 baby 沒有出生證明。我聽到這個時候，我就聯想到說，沒有出生證明，那這個 baby 要怎麼辦？管方說他們也不知道怎麼辦，唯一的辦法就是要想辦法去找到出生證明，有醫院或診所可以開立出生證明，才能證明這個 baby 是在台灣出生的。如果在台灣出生，他也許才有機會，可以享有台灣的一些義務教育，包括健保和醫療的部分，但是這個寶寶都沒有，我就真的不知道之後他要怎麼辦。

 

類似這樣的個案，在台灣很多，我接觸之後才知道，很多，但我也有點不知道怎麼去理解，如何處理他們。原因是因為，其實有很多移工或是新住民來台灣工作，可能和家鄉的距離太遠，也許他們本來在家鄉已經有家庭，但是遠渡重洋來到台灣，又因為工作或職場的關係，可能又認識了另外的一半。他們可能因為感情的催化，又有了另外的小孩。但他們其實不太會去想說，這個小孩會不會有什麼延伸下來的社會問題。但這個部分，其實是還蠻嚴重的。我們台灣有很多角落都有比如關愛之家，專門照顧黑戶寶寶的一些機構，但實際上他們也好像很無奈，可能他們一覺醒來，門口突然間就多了一個寶寶，常常會這樣子。然後多了這個寶寶之後，他們就必須得去解決接下來的一些生計問題、醫療問題、教育問題等等。常常這樣，好像滾雪球似的，一直在滾、一直在滾。所以我對這個 baby 的畫面印象很深刻。雖然現在看到《化外之醫》前面 1-2 集是這樣，但在後面集數，這些問題就會慢慢浮現，也會直擊到角色的內心。

 

我們做這個劇，有時候是一邊田調，一邊把我們看到的、想要傳達給觀眾的東西，一點一滴地寫進我們的劇本裡。大概過程是這樣。

 

主持人：不曉得法官在審理案件的時候，有沒有遇到剛剛導演提到的黑戶寶寶問題？怎麼看待這些非法移工的逃跑問題？

 

余欣璇：剛剛提到的黑戶寶寶問題，我很有感觸，因為兒少的權利，尤其是無國籍人，會造成很多社會問題，比如他們的就學、醫療，兒少一直都是我們社會心中最柔軟的一塊。要能夠幫助他們，現在也有一些方法。

剛剛影集裡面，還有另外一個名詞叫「小飛俠」，大家有沒有印象？我一開始知道「小飛俠」這個詞，也是在報章媒體的報導上面。在台灣中央山脈，有一群人也是我們的失聯移工朋友們，他們在山上幫忙，因為水果或茶葉的採收都有季節性，如同導演剛剛講的，這些失聯的移工，剛好也正值婚育年齡，因為是勞動力最豐富的時刻，所以也會衍生很多這樣子的黑戶寶寶的問題。

 

黑戶寶寶的問題不光僅有表面上我們看到的，小朋友出生下來可能就是無依兒少，可能我們要想到更前端，這些失聯移工，我剛剛提到他們也是活生生的人，所以當我們台灣在引進他們的勞動力的時候，可能就要再想到更前面的階段，比如說他們可能遇到懷孕的問題，我們就要先想到。因為這個問題其實很複雜，也需要社會各方面的力量來支持，不光僅有法制面。

 

法制面我可以來說，我們有「兒童權利公約」，我們要以兒少最佳的利益（為優先），我們有「兩公約」（在台灣已經內國法化），在審判中可以利用這些東西。但我的意思是，有些時候在一個問題發生的前期階段，好比懷孕的移工，她的權益呢？當然台灣也有法律保護，比如有就業服務法、勞動基準法，但勞動基準法在我們的家護、看護移工身上，可能有些情況不適用。所以我們必須要有，比如勞動部、衛福部、行政院等的跨部門的協作。

 

一個移工，待在合法的體制之下，如果她懷孕了，她有沒有辦法在體制內去告訴老闆說：「老闆，我後續需要產假、產檢，我要生這個孩子。」當然我前面說了，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人的 case（案子），當我們在引進移工之後，例如懷孕的權益的問題，就需要有所保障。勞動部也有比如「喘息計畫」來幫助這些長照的移工們，短期性地可以去利用這些。然後我們後續可能還會有安置，就是說有沒有可能在移工懷孕的時候，把她安置在機構裡面，讓雇主的轉換期間也能夠縮短，再找到下一個幫手來幫忙。我們台灣的雇主，有好的有壞的，有的可能會說：「我就是叫她來工作的，她現在懷孕我怎麼辦？我家裡的老人沒人顧了怎麼辦？」所以就需要政策，需要政府，需要很多社會很綿密的網絡去接住這一些。

 

我對兒少這一塊很有感觸。當然我們的法律也在成熟，最近「國籍法」第四條有所修正，面對這些無依的兒少，以前社福機構沒有辦法幫他們申請國籍歸化，但修正之後變成：無國籍兒少可由監護人社福機關或機構主動協助申請歸化。無國籍之人的問題，第一個是醫療，（第二個）到了七歲之後就有教育的問題，所以現在內政部也有很多專案，看怎麼樣去幫助這些黑戶寶寶們，或者這些移工的第二代們，能夠在醫療等方面 hold 住他們。

 

台灣其實有很多善心的 NGO，當然不能只靠 NGO，可是我們現在面對的這些問題，確實比較多是用專案的方法去處理。比如，我聽過一個故事，有一個失聯移工的第二代，她都在山上種蘋果，她的女兒腦瘤，為了她的女兒，她想要下山去「自首」，就是剛剛導演講的，繳很低的罰款，最重要的是她想幫助自己的女兒。但是，自費醫療的費用在台灣是很高很高的，所以這個腦瘤的案子，通過我們的醫院、社工、衛福部跟勞動部，有一些專案去幫助這個媽媽跟移工的第二代，負擔這樣龐大的醫療費用。

 

每次看到這樣的案子，就會覺得很想要幫助他們一些什麼，可是一定不能總是靠專案、靠一些特殊的情況。所以在法律上面，我們有一些國際公約可以用，但要思考怎麼樣把它化為你的判決。

 

比如說，我們北高行法院，曾經審理過一個移工，就是遠洋的漁船，掛在外國的國籍之下，但事實上是台灣的公司去投資的，這些遠洋的漁船，也會僱傭很多的外籍移工在漁船上工作。大家如果瞭解的話，遠洋的移工（漁工），勞動問題更加嚴重，他們要在外面捕魚，他們的工作環境、通訊等等都存在問題，甚至有觀察員坐在船上看著他們。現在有一個漁船在我們的高雄港停泊，那個菲律賓的移工，跟他的台灣雇主老闆講說：「我不想做了，我想回家。」移民署就說：「好，我要把你遣送回國。」但這中間經過很多事情，因為這個案子是在疫情期間發生的，當我們法院接到這樣的案子，我們可以做什麼？依法當然是把他遣送出國，讓他回家。但我剛剛說了一些國際公約、兩公約，不只是擺在紙上、簽在立法院說我們內國法化了，身為一個法官，遇到這些 case 會盡量想怎麼樣運用國際公約來幫助他們。

 

導演之前跟我討論，也提到這些移工的法律近用權。法律近用權就是說，誰幫他們通譯，有沒有律師去協助他們。其實我們台灣有法律扶助法、法律扶助基金會，在一定條件之下也可以幫助這些移工。所以這個案子就是透過法扶的律師，來到我們法院，我們的學長姐也很盡力地運用兩公約，就是說要把一個人驅逐出境，一定要正當法律程序，所以我們就可以去審酌法律也許沒有規定到的地方，可以用公約的精神或者用意見書把它適用在內。所以在那個案子當中，我們就確認了移民署驅逐出境的處分是違法的。這是一個很小的案例，但我的意思是說，移工的問題如此龐大，需要各個方面的社會力量來承接住他們。身為一個法律人、一個法官，我們可以盡量透過國際公約的內國法化，在這個案子當中做一點人權層面的努力。

 

 

 

主持人：謝謝法官分享真實的案例，我看兩位導演聽得非常認真，說不定有機會在《化外之醫》的下一季裡面看到類似的劇情。今天的時間非常寶貴，我們開放現場的觀眾，有沒有想要提問的？我們先請前面這位。

 

觀眾A：法官好，兩位導演好。有個問題是對於這種非法移工或者逃跑移工，政府有提出一些讓他自首的方案，先前疫情期間也有為他們施打疫苗，但影片中也有提到，他們不可能為了自首去放棄賺錢的機會。想問有沒有更實際的辦法，可以幫助到他們？謝謝。

詹淳皓：我之前有跟法官在前面準備的時候，就提出一個問題，我覺得我們拍片的有點不負責任，我們好像丟了很多社會問題出來，我們看到這麼多的社會問題，發現大家都有困難，不管是中介、移工或家屬，大家都很困難。提出這些社會問題，說是希望大家來關注，然後思考要怎麼解決，但其實老實說，我沒有答案。當你瞭解越深，你會發現真的大家都很困難。我覺得這只是一個起點，有機會可以一步一步從這個故事，讓在座的各位對這些事情有個初步的概念和輪廓，然後有機會慢慢瞭解，去改善他們的就業環境，然後改善他們。

 

剛才這位觀眾朋友講到，為什麼移工想要逃跑？理由其實很簡單，就是錢太少。如果你是一個正常的工作環境、正常的薪資，大家就不一定會逃跑。所以這個要怎麼樣從制度面開始慢慢改進？我覺得其實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為今天編劇有在現場，編劇在寫這個故事的時候，其實一開始是 2006 年的背景，可是我們在拍攝的時候，改到了 2016 年，就是現在大家在劇中看到的年份，其實這十年間的變化是很巨大的。原來故事寫的那個 2006 年的時候，台灣對移工的待遇更加不好、更加嚴峻，可是其實這十年間，我們的政府、我們的社會做了非常大的改進。那時候，我們一直在猶豫，到底是要拍更早以前的版本、還是要拍近期的版本，最後我們選擇卡在一個疫情前的時間。因為也許我們去拍更早以前的版本，大家看的時候就說現在不是這樣了，現在的勞工哪有那麼辛苦？所以其實是我們的社會有做了改善，但當然還是不夠，希望我們有辦法在社會制度上的發展再更前進。

 

廖士涵：我補充一下，我剛剛有講，我們田調時候認識一個越南的新住民，她帶我們認識很多移工，也提供很多她接觸的個案。我聽到她的一些很感慨的地方，就是說她所幫助的這些不管是外籍配偶或外籍移工，她覺得為什麼他們要逃跑，可能其實他們對法律的常識或支持都很缺乏，他們因為不知道、懼怕、不瞭解，然後就跑了。所以她常常需要幫助這些同胞們知道下次可以怎麼處理，她會帶著他們跑法院、去跟警察單位或地檢署接洽，她會常常做這些事情。

 

像我們在 1-2 集看到的，一開始的泰國移工，他為什麼不敢去醫院？雖然他還真的有一個好的雇主，帶著他去找醫生。但實際上在台灣，一定有好的雇主，也有不好的雇主，比如像我們聽到越南新住民的分享，她說雇主大概十個有八個都很壞，但是我們從雇主的嘴巴聽到，其實移工大概也是十個都有七、八個好像在想一些有的沒的，想著怎麼賺錢。每個人都各有各的立場，但實際上誰對誰錯？我們不是當事者，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要做這個決定、做這個選擇，移工為什麼要逃跑？雇主就會覺得，我明明對你很好，為什麼你不知足，不知感恩，然後還要跑了？所以我們在戲劇裡頭，提供了很多類似這樣的對話。

我們並沒有用一個很艱澀的社會議題去包裝，我們希望讓觀眾跟著角色們的歷程去理解，其實還是有很多東西，一直存在於我們社會的各個角落，需要更進一步去理解，更進一步去改善或解決的。

余欣璇：我自己除了（看）兩位導演的《化外之醫》影集，導演提前也問了我許多問題，我也因此趁這個機會看了兩部有關移工朋友的紀錄片：《九槍》、《有時Mama，有時Mimi》。

 

《九槍》是蔡崇隆導演執導的一部紀錄片，主要關於有一個移工，在新竹的河邊被舉報偷竊，一個年輕員警趕到現場，這當中有很多的誤解、緊急、不知所措，然後很大的悲劇就發生了。九槍的意思就是，年輕員警朝這個移工開了九槍，一個生命就這樣逝去。發生這樣遺憾的事情，透過影片跟畫面帶給觀眾們很大的感觸和震撼。因為《九槍》這個紀錄片，後續導演也同意拿這個影片去做一些教育服務。我有聽蔡導的一些訪談，導演的意思是，他不是希望去造成社會的對立，因為這個片子提出來，他也很怕會不會變成台灣員警／台灣執法面／台灣民眾社會 VS. 移工／非法移工，導演不是想要塑造這種對立面。因為在紀錄片裡面，導演把警察的密錄器畫面放進去，透過這樣子的紀錄片告訴大家，有這樣的悲劇和遺憾發生之後，我們可以做些什麼？蔡崇隆導演把這部紀錄片作為教育服務使用，我覺得，至少每個人在教育或是在教育層次上面，要有文化的包容性。我們台灣有很多的公約，但是這些公約怎麼落實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消除一些歧視，對婦女消除歧視，對兒少注重保護。

 

還有一個紀錄片《有時Mama，有時Mimi》，拍攝黑戶寶寶在關愛之家是怎麼樣受照顧的。影片的真實跟震撼很大，如同兩位導演講的，有些移工沒有辦法照顧孩子，所以就把小孩放在門口，希望關愛之家去照顧，片中有很多關愛之家帶著這些移工第二代去打疫苗的狀況。我覺得，所有這些問題跟這些反思，如果能透過這些畫面，像導演一樣點出問題之後，在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植下平等和權利的種子，尊重人的種子，我覺得這個是影片可以努力做到的。當然，各行各業每一塊都有可以努力的地方。謝謝。

主持人：後面還有觀眾有問題，請幫忙遞一下麥克風。

 

觀眾B：今天看的電影我個人深感震撼。我是一位在司法界服務超過四十年的法律人，我對兩位導演有一點建議。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一甲子，整個社會潮流的發展，顯學是社會學，也就是說你們今天拍的這部片，雖然是有寫實的社會角度去拍攝，其實法律的生命力是在社會學裡面的。如果能夠法律跟社會結合，我們台灣的社會應該會更文明、更發展。

法律有兩個功能，一個是比較消極性的定分止爭，今天的這個金馬司法影展，司法比較是定分止爭，其實法律還有一個積極的功能，就是興功懼暴。

 

今天的社會寫實的電影，牽涉層面是三百六十行的，你們把問題挖掘出來，但是我覺得如果這一部影片能夠進入跨部會的領域，司法院、衛福部、行政院——掌管政策的，我們這裡面的問題，有很多需要形成社會的政策，經過法律的體制，再去讓我們國家的法律跟我們的司法更健全。所以我祝福兩位導演，如果有下一季的話，再把它的層面再深入，更寬廣地打進社會的深層，讓它的生命力展現出來了以後，那麼法律的積極功能，它也會慢慢地展現出來。很多部會面臨這個問題的時候，怎麼去解決、怎麼更精緻化，讓我們國家社會的法律體制更有生命力，這個是我想說的，兩位導演，今天你們有歷史的使命在身上，我們除了給你們按讃以外，同時也對這部電影的後續有很深層的期許。謝謝。

 

主持人：謝謝這位觀眾的分享。

 

廖士涵：我快速地回應。其實我們今天看到的是 1-2 集，我們總共有十一集，剛剛這位觀眾朋友提到的，其實我們在後面集數都會有，關於法律的部分，所謂的情理法、法理情到底誰先誰後，這件事情我們其實都有劇情的安排。所以上映的時候，再請大家繼續追下去，謝謝。

 

主持人：我們待會請兩位導演留步，在外面的背板，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歡迎大家再來後面跟導演還有法官交流。最後的時間，想要請問法官或導演，有沒有什麼想要再跟觀眾說的？

 

余欣璇：謝謝兩位導演帶給我們這麼精彩的影片，也如同學長講的，法律的一面絕對是要好好跟社會去做支持的，也很希望大家以後都在心中種下一顆尊重的種子，每個移工朋友來台灣打拼他們的台灣夢，其實他們都是活生生的人，尊重他們，有好的勞動力、好的勞動條件，才能夠把台灣打造成一個更美好的社會。謝謝。

 

主持人：謝謝。其實這部片《化外之醫》，還有巡迴到台中跟高雄，如果覺得今天非常精彩的話，也可以推薦給在台中跟高雄的朋友。11 月 30 日在台中有一場，導演會親自出席映後，高雄是在 12 月 1 日，廖士涵導演也會出席。謝謝大家。《化外之醫》總共有十一集，預計明年的第一季在公視跟大家見面，可以把後面的劇情全部補完。謝謝大家。

 《The Outlaw Doctor 化外之醫》司法講堂 影音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