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華疌

編輯／謝佳錦

攝影／康志豪

「Yuta和Kou之間，是愛情嗎？」

訪問第一題，就拋出不少影迷在幽暗影廳裡的腦補。日系撕漫男、青春叛逆風、校園禁密戀，再佐以幻音繚繞的Techno，一盤秀色可餐的BL純愛片即將上桌——「你們要這樣想像，也OK啦。同志身分，或許能增加角色的辨識度，但我覺得，友情也可以是很深的愛。」

訪問現場一片笑聲，空音央導演表情內斂，娓娓道來Yuta與Kou的友誼轉變，如同片名《青春末世物語》（Happyend），兩位高中摯友，因政治理念分歧，一個向左、一個向右。談到片尾天橋的分道揚鑣，又有記者好奇：「映後問答，導演說畫面定格瞬間，Yuta在捏Kou的XX，這是劇本的規劃，還是演員的即興火花？」

這次，連口譯老師都有點不好意思，稍微斟酌才講出「nipple」一詞。空音央順勢把話題轉向選角，感歎栗原颯人（飾Yuta）和日高由起刀（飾Kou）的奇妙緣分。殺青後，戲中暫別的友人，現實裡維繫情弦，「他們現在住在一起，變成室友！」

向「左」走

但導演無意呈現happy ending（圓滿結局）。回望高中時代，與朋友親如家人的互動，構成電影五人小團體的原型。Yuta和Ata是日本人、Kou是韓國人、Ming是台灣人、Tom是美國人，國際化的角色组合，展現多元社會的平等互助，亦在反思國族身分的界定標準。

友達情深做容器，電影內核承載著，空音央的思想實驗：如果種族歧視蔓延、緊急狀態令寫入憲法、威權勢力強化，近未來的日本，再次遭逢大規模地震，是否會重演1923年的關東慘劇？不僅十幾萬人罹難或失蹤，還牽連6000朝鮮人無辜受屠。

2011年311大地震後，日本掀起反核抗議，空音央形容，那是他的政治覺醒時刻。2015年前後，日本又出現強烈的種族仇恨言論，諸多社會問題堆疊，促使他著手本片。「有人批評，角色們的反叛太激進或太古板，像1960年代的日本學運，脫離當下語境。但也有不少年輕人看完，共感角色們的沮喪、恐懼與憤怒。雖然這樣講，右翼可能會不爽。」空音央笑了笑，繼續說下去。他從不避諱自己「左」的立場。

《青春末世物語》走過各大影展，如今來到金馬，空音央同樣戴著一條白底黑紋的「巴勒斯坦頭巾」，政治意味不言自明。榮獲「亞洲電影觀察團」推薦獎的當下，空音央將此獎與此片，獻給全世界充滿反叛力量的靈魂。

「但Yuta和Kou的抉擇，也是我內心的掙扎。」他援引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筆下的「彌賽亞」（Messianic），描述搖擺不定的狀態：對事情保有期待，卻也想放棄。這種拉扯，類似青春的縫隙，亦是電影企圖捕捉的張力——渴望改變、但力不從心，彷彿困於無聲的停格，枯等那場預言將會到來、又不知何時降臨的強震。這段末日侵襲前的彌賽亞時光，有人佩戴降噪耳機、平躺，有人應援抵制監控、反抗。

整「死」人

創作伊始，空音央眼前浮現的景象，便是兩位少年，扛著低音音箱、穿越巨型都市，音箱又大又重，必須二人協力，同時，這也隱喻他們身上背負的包袱。站在回溯往昔的觀察視角，大量運用深焦、遠景——空音央毫不諱言，他酷愛楊德昌，構圖裡嘗試同時框定人物狀態、社會脈絡、城市環境。

聊起楊德昌的電影，空音央覺得《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最為完美，但《恐怖分子》（1986）引領他進入楊德昌世界。他補充分享，長期合作的攝影指導Bill Kirstein與他品味相近，他們常常在片場呼喚「Uncle Yang」下凡顯靈！

言談之間，空音央多次提到「prank」（無傷大雅的整人遊戲），興奮表示惡作劇的魔力令他著迷。「我做過很多惡作劇，也有人對我做過，整人與被整的雙方，建立起非常微妙的連結，跨越虛構與真實的邊界。」

正式拍攝長片之前，空音央小試牛刀編導短片《Sugar Glass Bottle》（2022），同樣的近未來、科幻感，同樣名為Yuta和Kou的少年，在深夜巷弄排演啤酒瓶爆頭的驚險遊戲。空音央爽朗大笑，這是他高中時期的鮮活經歷，「朋友在我面前吵架，一人打了另一人，挨打的倒地不起，我以為他真的死掉了！嚇得要叫救護車！」

《青春末世物語》首尾各出現一次的停格畫面，也源於一個玩笑。導演卡關多時，不知如何營造幽默之中略帶憂傷的收尾，製片人兼剪接師Albert Tolen靈機一動，加入定格，搭配誇張的戲劇性音樂。當電影忽然暫停，回想Yuta與Kou共度的日子，空音央感性表示，這一刻，他有點想哭，因為意識到，事情悄然改變，友誼不復從前。看似玩笑的嘗試，化為餘韻綿長的尾音。而後考量全片結構，開頭也按下停格，五位高中生奔跑的背影，凝結在回憶的銀幕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