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金馬影展 │近未來的地震寓言,電音與友誼殘響 :《青春末世物語》導演空音央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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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22 |
文/華疌
編輯/謝佳錦
攝影/康志豪
「Yuta和Kou之間,是愛情嗎?」
訪問第一題,就拋出不少影迷在幽暗影廳裡的腦補。日系撕漫男、青春叛逆風、校園禁密戀,再佐以幻音繚繞的Techno,一盤秀色可餐的BL純愛片即將上桌——「你們要這樣想像,也OK啦。同志身分,或許能增加角色的辨識度,但我覺得,友情也可以是很深的愛。」
訪問現場一片笑聲,空音央導演表情內斂,娓娓道來Yuta與Kou的友誼轉變,如同片名《青春末世物語》(Happyend),兩位高中摯友,因政治理念分歧,一個向左、一個向右。談到片尾天橋的分道揚鑣,又有記者好奇:「映後問答,導演說畫面定格瞬間,Yuta在捏Kou的XX,這是劇本的規劃,還是演員的即興火花?」
這次,連口譯老師都有點不好意思,稍微斟酌才講出「nipple」一詞。空音央順勢把話題轉向選角,感歎栗原颯人(飾Yuta)和日高由起刀(飾Kou)的奇妙緣分。殺青後,戲中暫別的友人,現實裡維繫情弦,「他們現在住在一起,變成室友!」
向「左」走
但導演無意呈現happy ending(圓滿結局)。回望高中時代,與朋友親如家人的互動,構成電影五人小團體的原型。Yuta和Ata是日本人、Kou是韓國人、Ming是台灣人、Tom是美國人,國際化的角色组合,展現多元社會的平等互助,亦在反思國族身分的界定標準。
友達情深做容器,電影內核承載著,空音央的思想實驗:如果種族歧視蔓延、緊急狀態令寫入憲法、威權勢力強化,近未來的日本,再次遭逢大規模地震,是否會重演1923年的關東慘劇?不僅十幾萬人罹難或失蹤,還牽連6000朝鮮人無辜受屠。
2011年311大地震後,日本掀起反核抗議,空音央形容,那是他的政治覺醒時刻。2015年前後,日本又出現強烈的種族仇恨言論,諸多社會問題堆疊,促使他著手本片。「有人批評,角色們的反叛太激進或太古板,像1960年代的日本學運,脫離當下語境。但也有不少年輕人看完,共感角色們的沮喪、恐懼與憤怒。雖然這樣講,右翼可能會不爽。」空音央笑了笑,繼續說下去。他從不避諱自己「左」的立場。
《青春末世物語》走過各大影展,如今來到金馬,空音央同樣戴著一條白底黑紋的「巴勒斯坦頭巾」,政治意味不言自明。榮獲「亞洲電影觀察團」推薦獎的當下,空音央將此獎與此片,獻給全世界充滿反叛力量的靈魂。
「但Yuta和Kou的抉擇,也是我內心的掙扎。」他援引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筆下的「彌賽亞」(Messianic),描述搖擺不定的狀態:對事情保有期待,卻也想放棄。這種拉扯,類似青春的縫隙,亦是電影企圖捕捉的張力——渴望改變、但力不從心,彷彿困於無聲的停格,枯等那場預言將會到來、又不知何時降臨的強震。這段末日侵襲前的彌賽亞時光,有人佩戴降噪耳機、平躺,有人應援抵制監控、反抗。
整「死」人
創作伊始,空音央眼前浮現的景象,便是兩位少年,扛著低音音箱、穿越巨型都市,音箱又大又重,必須二人協力,同時,這也隱喻他們身上背負的包袱。站在回溯往昔的觀察視角,大量運用深焦、遠景——空音央毫不諱言,他酷愛楊德昌,構圖裡嘗試同時框定人物狀態、社會脈絡、城市環境。
聊起楊德昌的電影,空音央覺得《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最為完美,但《恐怖分子》(1986)引領他進入楊德昌世界。他補充分享,長期合作的攝影指導Bill Kirstein與他品味相近,他們常常在片場呼喚「Uncle Yang」下凡顯靈!
言談之間,空音央多次提到「prank」(無傷大雅的整人遊戲),興奮表示惡作劇的魔力令他著迷。「我做過很多惡作劇,也有人對我做過,整人與被整的雙方,建立起非常微妙的連結,跨越虛構與真實的邊界。」
正式拍攝長片之前,空音央小試牛刀編導短片《Sugar Glass Bottle》(2022),同樣的近未來、科幻感,同樣名為Yuta和Kou的少年,在深夜巷弄排演啤酒瓶爆頭的驚險遊戲。空音央爽朗大笑,這是他高中時期的鮮活經歷,「朋友在我面前吵架,一人打了另一人,挨打的倒地不起,我以為他真的死掉了!嚇得要叫救護車!」
《青春末世物語》首尾各出現一次的停格畫面,也源於一個玩笑。導演卡關多時,不知如何營造幽默之中略帶憂傷的收尾,製片人兼剪接師Albert Tolen靈機一動,加入定格,搭配誇張的戲劇性音樂。當電影忽然暫停,回想Yuta與Kou共度的日子,空音央感性表示,這一刻,他有點想哭,因為意識到,事情悄然改變,友誼不復從前。看似玩笑的嘗試,化為餘韻綿長的尾音。而後考量全片結構,開頭也按下停格,五位高中生奔跑的背影,凝結在回憶的銀幕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