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金馬影展 │ 司法影展 台中場: 《從那天起 我們開始哭泣》司法講堂 文字全紀錄
2022-12-07

時間:2022年11月26日(六)《從那天起 我們開始哭泣》

地點:台中新光影城

與談人:

台灣臺南地方法院法官|陳欽賢

導演|張明右

文字紀錄:陳宏瑋

0601電子報Bar張明右:大家好,感謝大家今天在實行民主選舉的同時,也來看跟民主進程有一點點關係的片子。今天有問問題的人會送書,請大家踴躍發問。

 

陳欽賢:各位好我是陳欽賢,今天我刻意不事先看電影,想要保持原有的直接情緒。我要誠實地說,我從頭到尾胃都在糾結,身為司法工作者,我覺得羞愧。其他的就是大家問問題我再回應討論,我不太會講開場白,謝謝。

 

主持人:請導演分享一下,導演長期都在拍攝關於司法跟社會議題的紀錄片。想請導演跟觀眾分享,為什麼會去關注此議題,又如何找到蘇炳坤的案子?為何選擇來拍攝呢?

 

張明右:這部片是台灣冤獄平反協會透過一位紀錄片導演來找我合作的。合作契機是因為他看過我上一支紀錄片,跟社會案件比較有相關,所以他直覺上認為我對於司法的東西會比較了解,就詢問我意願。剛好那時我正在轉換跑道,也回來台中,做了個不太滿意的工作,覺得還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會比較開心。他提供了我一個題材,我就決定拍下去。

 

最大的原因還是緣分,因為蘇炳坤在新竹市這個案件是非常有名的。比我大上一輩的人基本上都知道這個案件,在新竹市的人都知道他沒有做這件事。只是他發生這件事時我還沒出生,等到我跟他接觸時我才去了解,他其實住在我新竹的家騎車三至五分鐘距離的地方,是隔壁里的人。他現在住的地方是我以前爺爺奶奶住的眷村,有些緣分對我來說是蠻觸動我的,所以就決定要拍攝他。第一次碰到他時,我覺得他跟我的外公很像,他的太太跟我的外婆也很像,所以慢慢有些地方觸動到我,覺得好像可以把他們記錄下來,去談一些事情。所以是人家先找到我,我覺得從我內心裡找到有興趣、共鳴的東西再來談。

 

主持人:我們剛看到整部電影的被攝者集中在蘇炳坤太太身上。我想詢問導演,這部片不是用比較法律的觀點來紀錄冤案過程,而是從陳色嬌女士身上切入。請導演聊一下這部分,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角度呢?

 

張明右:因為我覺得談司法是件很無聊的事。我的生命過程中,我的父親也是跟這個事情有些關係的人,那種談司法、背條文的事情,只有他們那個領域的人會有興趣。我自己看很多冤案的片子,我覺得那個進程對一般民眾來說都是無感的,所以我就沒有想用這個角度去談。另外一個事情是,我現在做紀錄片有一個角度,會覺得我作為一名紀錄片工作者,我可以踩的位置跟一般新聞媒體記者差別在哪?如果純粹談司法這件事情,蘇炳坤的歷史文獻非常多,任何一人都可以翻得出來,從零到一,甚至到現在的東西。可是我花了這麼多的時間,到真正成為他們家一份子的時候,我可以用什麼樣的角度怎麼去談?這件事情很吸引我。

 

另一個事情是,我一直有個創作母題,我對台灣的傳統女性很感興趣。我覺得她們的韌性都非常強,強大到一般傳統男性都是失能的。我想要做這件事情,我很想要從她身上看,拍這件事。還有一個是,大家都只關注到蘇炳坤本身,因為他的聲量很宏大,他是關係人,可是(大家)都忽略了一點:如果沒有他身後這一些人,尤其是他太太,這事情不會延續下去。我們好像都習慣忽略她,但其實她受的影響很大,是不是要給她一個機會,說她想說的話?即便她不善言詞,沒辦法好好把整個事情說清楚,即便整個案件來龍去脈她都不懂,可是我們還是要在乎她。她的部分很吸引我,所以我才想用太太的角色,蘇大哥的角色就退一點點。

 

主持人:的確,整個事件的背後有很多不為人知的力量在支撐,我們也透過這部電影看到了,非常地動人。那請法官從司法的角度,稍微跟我們分享一點你的想法。

 

陳欽賢:其實關於冤案的紀錄片,之前還有一部《不排除判決書》,那是講陳龍綺。剛在電影畫面中,平冤那邊有一位看起來比較年輕的就是陳龍綺。那部紀錄片我看完的感覺就是…我跟陳龍綺說,這部片裡最厲害的就是你太太,所以我很高興導演的認知跟我一樣。我曾經在一本書讀到,那本書是吳乃德先生,也就是吳怡農的父親,他是一個有名的社會學者。他在書上講到當初爭取自由的黨外先進,他講了一句話:「有時候我們窮盡一生的努力,往往造成社會上其他人深刻的痛苦。」我每次看到這種片子我就想到這句話,就是說我們很多的法官,他可能大部分的時間犧牲健康、家庭,每天都在加班,窮盡一生地努力;可是我們常常造成我們的同胞生存的痛苦。這個不是我們學法律的目的,那為什麼會這樣子?我們應該要檢討。

 

主持人:我們接下來把時間留給現場的觀眾。

 

觀眾提問(蔡崇隆導演):可能大家還在沈澱,我先拋磚引玉一下,先講點感想,然後有兩個問題想請問導演與法官。我覺得這部片誠如法官與主持人提到的,從陳色嬌女士的角度出發,真的很重要。包括現在講白色恐怖,我們都有延伸到受難者家屬的部分,我們說轉型正義,或說這方面司法的東西,當事人當然是很痛苦,但他周邊的人的狀態,我們現在開始注意到這一塊,我覺得不管是在司法或是紀錄片,這都是很好的。很感謝明右導演的努力。

 

這部片子還有一個點,通常我們都是在談案子本身,可是這部片很細心地把時代脈絡交織在片子的發展裡面,因為這是二、三十年的案子,這部分很重要。讓我們看到這樣的案子並不是孤立在一個時空裡面,雖然我們的民主政治、司法在進步,可是還有人在痛苦掙扎,而且不是一個個人而已,我覺得脈絡這部分也很重要。雖然最後他基本上無罪,達到一個Happy Ending,但電影最後一個畫面我也蠻喜歡的。就是他做管理員,坐在那邊,好像看起來得到平靜,可是明右用時鐘的聲音,敲敲敲敲,我就想到說:他雖然最後得到他要的結果,可是花了那麼多的生命時光在那邊,他剩下的時間卻很有限,這個讓人很遺憾。這個片如果要控訴、要走悲情是很容易的,但這部分很節制,我覺得這是未來司法人權紀錄片很重要的、要去走的方向。

 

兩個問題要問明右導演。林恩山後來變成法官,那個賠償的部分好像他也同意了,我想你多多少少是要講他自己的立場有改變,但要訪問他也不講,好像(這部片)要讓觀眾意識到這件事?我覺得這個很棒,只是說有點隱晦,要很注意看才會發現。那些始作俑者的檢察官、法官他們到底心態上是怎樣,我們其實也很想知道,可是林恩山某種程度也是承認他當時錯誤的決定,這點也是蠻重要的。

 

另外要請問法官,我覺得您是目前幾位很有改革意識,也很願意出來跟社會交流的法官之一。我真的希望像你們這樣的法官能愈多愈好。我想問一下,我看那名單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 因為我在做《島國殺人紀事》的時候,那些法官也都曾經出現過。所以我要問,這些法官基本上是從戒嚴時代這樣下來,有的甚至是軍法官出身,他們那種思考方式跟你們現在受完整法律教育的法官不太一樣,這東西就是要新陳代謝,不能完全怪他們。那這個新陳代謝目前進行的情況怎麼樣?他們是不是走的差不多了?講白一點就是這樣,畢竟法官是終生職嘛。那這個新陳代謝你覺得是OK的,我相信我們的司法改革就會愈來愈好,我就會更有信心一點。還是說你覺得仍有些問題存在?麻煩跟我們分享一下。

 

陳欽賢:其實有比較好,但是不令人滿意,至少我是不滿意的。為什麼是這樣?我們一個法官的養成教育,從你考上之後,會先去研習或受訓,研習一年半、兩年,現在是兩年,我那時候是一年半。那教我們的人是誰?就是你剛講的那批人,就是我們的老師。在座的人如果你將來有機會當法官,請你意識到這個問題。一個人進去一個團體,他最容易安身立命的方法,就是跟著大家走,採取一樣的標準,這是最安全,你在團體裡面不會突出。

 

所以審判的方式和判斷標準會被複製,等到複製刻到骨子裡之後,換我們這批人去當別人的老師,當然學生也跟著複製。你說剛看到的那些名字沒有受過完整法律教育,其實不是,大部分都有受完整的法律教育,而且學校都比我好,都是公立,我當初是私立。這樣複製下來的結果,我覺得我們台灣刑事法律要做到無罪推定,還有一段距離。最簡單的案子―人頭帳戶的案子,我最近看到有些人被騙去賣帳戶,後來被關起來,我想說如果你被關起來,那法官終於願意相信你是被騙的,而不是貪圖高額的利潤,然後變成幫助人家犯罪之類的。進步是有,真的有,但是不令人滿意。我大概只能回答這樣。

 

張明右:林恩山這件事情很有趣,整個片子就是某種緣分的呈現。林恩山當初是檢察官起訴蘇炳坤,但他在自己的職涯中選擇轉換跑道,跑到法官體系,他可能壓根也沒想到這輩子還會遇到當初被他起訴的人。他也想說往民事那塊走,根本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只是沒想到蘇炳坤案在冤獄賠償的時候,剛好在他手上。我聽到這事情的時候,就覺得有些事情是註定的,你也逃不了,所以我就想要放這個東西。

 

另外一個是,我一直很想聽聽林恩山會說什麼,所以我才這麼做,因為我天生比較反骨,沒辦法盡信別人跟我講的話,即便是蘇炳坤跟我說的話,我還是會想去求證。最有趣的地方是,蘇炳坤跟我說過一件事,他說被林恩山起訴完、二審宣判的時候,他有打電話給林恩山,問他說:「你明明就知道我是無罪的,你為什麼要繼續上訴,讓我現在有機會被判確定?」林恩山在三十二年前有接電話,他回說:「我知道你是無罪的,但我得這樣做。」你現在問蘇炳坤,他都可以一五一十的告訴你這件事,我聽到後就更想去確認到底是真的還假的,我很想試試看。三十二年前,他可以隨便打電話去問林恩山,現在我三十二年後打去,我得透過總機,這件事我不太懂到底是有進步還是沒進步,我不是很明白,但我就是把它記錄下來,看你們是怎麼做。所以林恩山對我來講有另外的意義,他對我來說很神秘,我就連網路上查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或許我跟他在同一個地方吃飯我都不知道,我是很想聽聽看他的意見,而不是只有蘇炳坤家的意見。

 

觀眾提問:我想問導演,你剛說你比較是用他老婆的觀點。我蠻好奇的是她有講到小孩子的事情,尤其是主角幾乎有一半的時間無法陪伴小孩。我想問,你有沒有訪問過小孩在成長過程中心理上的一些矛盾、遭遇到父親缺席,或可能遭受到學校同學的霸凌?還有一個問題是,這部片有沒有一些想剪進去但沒有剪進去的片段?

 

張明右:小孩的問題基本上有問我才會回答,因為這是我心裡面很大的缺憾。我一開始設定這部片的是三條主軸,一個是蘇炳坤,一個是太太,另外一個是他小孩。小孩我原本都溝通好,都可以拍攝,但是最後他在拍攝前,決定不要被拍,因為他有自己的事業,他現在有開餐廳,那他們的背景我等下會再交代。他覺得這部片子如果出現他,會影響到他真實的生活,那天晚上我就有跟他溝通,我就覺得好那就不拍,因為我自己做片子的價值觀是:沒有任何事情比影片外的事情大,所以我就聽他的意見,不要造成他的困擾。

 

我為什麼想拍小孩?裡面我有談到一點點,但沒有講得很明顯。蘇炳坤總共有四個小孩,最大的是兒子,發生事情時,兒子剛好國一要升國二,其他三個都是女兒。三個女兒,大姊在升學過程中,因為家裡發生這個事情,所以她選擇念高職,念餐飲科。對我來說,念高職是很快速就能就業的方式,因為她想要幫助她的媽媽。二女兒看到姊姊這樣做,她也選擇這樣做。三女兒看到姊姊們都這樣做,她也這樣做。所以她們一家三個人都是念高職餐飲科,高職一畢業就馬上投入職場工作,因為想要分擔家裡的負擔。

 

我不會說念高職不好,但是一開始我會想要拍這條線的原因是:我覺得她們連教育的機會都是被選擇的,她們沒辦法主動選擇這件事情。這對我來說有一點點出入,因為我覺得很可惜,也很可憐。她們全部因為爸爸發生這樣的事情後,選擇變得很有限,這個東西很吸引我。可是她們也很努力,所以女兒可以自已開一間餐廳,而且是專門服務非常好的客人,我昨天才剛回去吃,因為我昨天要回去投票。

 

對我來說,她現在有很好的生活,我就覺得不應該打擾她。但這是我心裡一個很大的遺憾,我很想要拍他的小孩子。我不會說他們家的生活現在過得不好,但因為這個事情,剝奪了他們可以更好的機會。這是每個冤案裡面,受冤者都會發生的事情,他們都有機會可以再往前發展,那現在只能退回來做這樣的事情。所以蘇炳坤到最後只能當大樓管理員,如果他可以選擇,我覺得他不會選擇這樣的事情。

 

觀眾提問:我想請教法官,你們做判決的時候想要情理法優先,還是法理情?

 

陳欽賢:首先我要說,我們從小受到的法律、公民教育,都會講法理情;但是我要跟你講,一部好的法律不會不考慮人情,適用法律的過程中也不會不考慮人性。當然我們有很多沒有人性的法律,大概就是還沒有轉型成功的法律。就構成犯罪而言,其實就依法言法,看證據,但當你決定有罪的時候,你要做怎麼樣的處遇?你應該是法理情都要兼顧,而且法律機制上提供你這樣的條件,看你要不要用。我五十歲之前沒有這個能力,五十歲以後我會覺得說這三個東西是可能一併考慮的。你如果覺得一個法律冷冰冰死板板,那一定是很爛的法律。

 

我再補充一點,各位如果有投票權,我想講的是:我們的刑事訴訟法對再審原因的規定非常嚴格。我覺得它要再加一條,這個案子如果有事實證明,有高度可能是刑求的結果,你都應該同意它再審,因為刑求是一個很糟糕的事情。

 

張明右:因為講到刑求這件事,其實是在這個案件對我來說也是關鍵。蘇炳坤從他被刑求那天開始到現在,他完全堅持他沒有做過這件事情,但是如果有辦法意識到、感受到刑求過程的人,就會知道他多厲害,因為那個過程很不人道,大部分的人都會在過程中承認他沒有做過的事情,所以才會有冤案的形成。蘇炳坤對我來說他有一種不服輸,因為不服輸他才可以撐這麼多年。

 

我剛剛忘記說,這個也是打動我的地方。因為我認識很多新竹老人家,不知道為什麼都有這種莫名的不服輸,對於很多事情都有自已的看法,覺得沒有做就沒有做。也是因為他這個不服輸,讓他撐到現在,可以說他完全沒有做。我覺得大部分的人是撐不住的,因為像裡面有一個他的共犯郭中雄,他就是完全跟這件事情毫無關係,但他撐不住,他被抓進去打了一頓之後,他就受不了。

 

刑求這件事就像法官說的,那是很不OK的事情,現在我們談轉型正義的時候就是談如果有遭遇過刑求,這個結果是不是就不應該拿來考量才對?因為大部分的人都無法承受那個,我們自己有試過蘇炳坤談的他被刑求的過程,就一根竹竿把你架在鐵桌子上面,把你橫吊、踹你。我跟平冤的執行長士翔,還有蘇大哥的辯護律師,我們三個人在辦公室做這個事情。我是沒有做啦,我在旁邊看,他們兩個人年紀都大我一點點,他們兩個人吊起來的時候,第一個反應就好像玩雲霄飛車時一樣,他們都叫了一下。那是很不舒服的。所以我們很震驚蘇大哥可以撐下去撐這麼久。我只是聽到刑求的事情,就稍微提一下。

 

觀眾提問:首先,感謝導演拍攝這樣的影片,讓我們更了解台灣還有這樣的冤案發生。想問導演最近有沒有關注台灣目前其他冤案的事件,有沒有類似或有議題性的,以及之後的拍片計畫?也想要詢問法官,蘇炳坤案完全得到國家賠償其實也就是這兩年的事情而已,請問整個司法的改革,在面對這樣的冤案時,有沒有具體做什麼變化,來預防冤案發生的可能呢?

 

張明右:我個人覺得本案的冤案賠償沒有很進步。蘇炳坤他最後得到冤獄賠償只有他被關的那兩年多,他只能賠七百多天的費用,但實際上他被冤枉了三十幾年。他拿到的金額,跟他名聲的受損是完全不符合比例。現行法律好像是人關進監獄裡面,才能夠算天數,所以對我來說我覺得很不進步,對他來說也是很不進步。如果他可以有一個正常生活的話,他不在意那一點點錢。

 

另外,我接下來的確還有冤案的拍攝計畫,有兩支,是同一個冤案但是是兩個不同的對象,這個就會跟蔡導剛剛提到現代法官的素養有關係,有一些直接的關聯。他們兩個人同樣一個案件,同樣開啟再審,但是有一個人被判無罪,另外一個人還是被判有罪。我們在台北場放完之後,有人提說這個是政黨輪替的關係或什麼,可是那時候適逢選舉,我就沒有特別解釋。對我來講這個跟政黨輪替沒有關係,跟他們運氣好不好比較有關係,他們抽籤抽到對的法官比較有關係,其實還是運氣成分比較高。我自己是這麼覺得,可能法官等下會有些意見。

 

陳欽賢:關於導演最後一句話,我的意見真的就是這樣。這就跟你看醫生遇到什麼樣的醫生一樣。我有一個開修車廠的朋友,他就說法官都很好,我就說不一定,他說「課本不是這樣講嗎?」我說我們修車子也可能碰到不好的修車師傅,所以運氣成分是永遠都存在的。

 

你剛問我的問題,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回答。我用一個例子,有一天平冤介紹的人想要訪問我,我答應之後,那天剛好我們評議,評議就是審判完,法官之間討論要如何判決的會議。我就跟他們說今天平冤介紹的人要來找我,然後我說:「冤獄是每個刑事庭法官的夢魘。」我問另外兩位法官,他們都比我資淺,一個大概當法官十五年,另一個當法官第二年,他們倆都一直點頭,而且是反射動作的點頭。不曉得你知道這樣的過程後,會不會覺得我們有進步?因為我真的沒辦法很具體地跟你講有沒有進步,我認為一定有。

 

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剛當法官,還沒滿三十歲。我記得要寫一個無罪判決,你要把被告寫得好像蒙天下之冤,好像《烏盆記》那樣非常冤枉的人,才能寫無罪判決,而且無罪判決要寫得非常詳細、非常充分。但是我們現在寫無罪判決就可以直接寫「這些證據是不夠的」,我們不需要再寫對被告有利的事情。我想這就是進步。以前有人說「審檢一家」,我覺得那真的是個很糟糕的過程。我覺得法官要意識到他不應該是統治者,或者是幫助統治的人。法官必須要意識到這點,才可能降低冤獄。法官要意識到說,他是獨立在政府之外,審查政府看法的人。但這樣的結果會變成像好萊塢片裡面,黑道大哥拿著雪茄走出去,對著記者說:「司法是公正的。」就是會有很多這樣的場景,會有很多犯罪的人逃過法律的制裁,但這是刑事訴訟法幫我們選擇的風險。

 

觀眾提問:我很不能理解冤獄怎麼能持續到三十二年,然後又沒有很確切的證據。不只一個人,家庭也受到牽連。我不曉得為什麼檢察官會說「逼不得已得要做」這樣的話,他明知道無罪,為什麼還要這樣做?我很多問號。我想請問法官,我們政府在推國民法官,您覺得這對避免冤獄會有幫助嗎?另外想問導演,您剛提到成為了他們家的一份子,您是如何做到的?如何得到他們充分的信任,對你掏心掏肺,跟你說一些心情或者一些事情?

 

陳欽賢:你有沒有看過好萊塢的片?如果你注意到陪審制,他們的冤獄率可能不見得比我們這樣職業法官審判的還要低。在對抗型的訴訟制度裡,被告受到良好辯護是很重要的事情。那社會底層的人,有沒有辦法花大錢找到厲害的律師?沒有。那他們依賴什麼呢?依賴可能像平冤這種熱血律師。那訴訟就可能會傾斜,這是我們擔心的。所以我認為國民法官制度,跟防止冤獄、降低冤獄這兩個議題其實是不相干的。也就是說,職業法官審判的錯誤率,跟國民法官審判的錯誤率相比,能不能降低,其實我是懷疑的。

 

張明右:冤案基本上很單純,但同時也很複雜。那個複雜來自於背後你無法用常理推斷的事情。比如說他明明就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他做這樣的事,可是後面看到名單上面這麼多法官,因為有自己一些人際脈絡、考量,他不想推翻前面的人,所以就沿著下去。我其實在一開始拍這部片時也有進入過這個思維,為什麼這麼多事情看起來這麼輕鬆又黑白分明,那為什麼又有那麼大的事情發生?這我也沒辦法回答,可能要問法官他們自己圈子裡面的某種風氣,對於某些案子怎麼評斷這件事。

 

至於我怎麼成為他們家的一份子。我很難具體地說我做了什麼,簡單說我花了大量時間常常出現在他們的生活中。有時候我回新竹不回我家,只去他們家,然後就直接回台中,因為我現在生活在台中。我覺得他們家比我們家好玩,我弟弟今天也在,他可以證明這件事,別人家都比自己家好玩。我花了很大量的時間去陪伴,我得到他們的生命故事,相同地我也有從我生命中拿我的生命故事跟他們交換,所以會有這樣的結果出現。

 

觀眾提問:經過這部電影讓我更深入了解冤案到底帶來什麼。我想問導演跟法官兩個問題。首先是導演,這部電影有記錄到一些人在幫助平反冤案這件事,你有思考過要不要把這些組織幫助他們的過程拍攝出來嗎?第二個是,有提問者提到刑求,如果在過往的司法案件中,被刑求的人承認他做了這件事,這對於之後平冤的路上會有什麼阻礙或困難嗎?

 

張明右:我沒有想過放這樣的畫面,怎麼幫助他們或做什麼事情那些,因為我在意的是整個片的流暢性與觀眾的閱讀方式,所以我沒有刻意想放這些東西。我很慶幸找我合作的單位也有這個概念,讓我做這樣的事。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知道蘇炳坤案,因為這案子在台灣的司法史上有很多「最」,最不一樣的、最特別的、第一個、最久的、最長的。我選擇在整部片中把這些事情拿掉,我想要讓整個事情順順的,讓大家願意閱讀下去,消化完以後,你若真的有興趣再上網查關於他的事情,這是我的用意。所以有很多東西我就沒有放在裡面。

 

陳欽賢:司法為了維持獨立,它不會直接受到民意的衝擊。它比較是象牙塔,也因為如此,所以在社會的轉型、在三權分立上,司法是轉型最慢的。我真的很感謝各位導演願意把冤案當作例子,如果有法官願意去看的話,他會知道錯誤的決定會造成人家多大的痛苦。也是因為我們沒有受到民意直接監督,所以我們必須靠自己的覺醒和外部的壓力。所以我覺得平冤、民間司改會、廢死聯盟這些單位的存在,對我們來講是重要的。它其實是一張護衛的手,因為每個人都可能做錯誤的決定,有他們的話,我們的決定造成的損害可能可以小一點。

 

觀眾提問:我前陣子看了一本書叫做《靈魂不歸法律管》。它裡面有提到法律相關概念,加上我今天有看到《九槍》這部紀錄片,有連結到警察對於自己執行開槍的後果,還有對於生命的重量這件事情,其實沒有很透徹地了解。那在目前的法律教育當中,對於量刑這件事是否有實際的課程內容,而不只是記誦法條?像是做了這個判決之後,可能對於被告的影響,還有和社會的連結程度?例如說冤案如果刑期判三年到十年,怎麼去斟酌刑期的程度?

 

陳欽賢:我必須良心地講,很主觀。我以我個人來舉例,我們都知道性侵案件,一個人在沒經過你的同意下進入你的身體,那是非常不舒服的、羞辱的。這種案子的量刑,我們不會判太輕。可是有一次,那時我當法官第二年,我去體檢,醫生跟我講說要做攝護腺檢查,我說好,他就叫我趴在病床上,他沒有跟我講,手指就插進我的肛門,我就啊一聲。從那天開始,性侵害案件我就多判了半年,因為我真實地感受到了。很多事情跟你真實的生命經驗有關,跟你在大學的法學訓練是沒有關係的。

 

我還記得有一個學姊遇到一個小偷。那時候我在花蓮服務,那個小偷把花蓮的法官宿舍都偷遍。從那個案子以後,那個學姊對侵入住宅竊盜罪都判得非常重。這樣是不對啦,過重和過輕,我們都認為不是很恰當。可是我要講量刑這種東西非常主觀,它跟你的價值、生活經驗、你朋友的生活經驗相關。也因為這樣,通常在量刑上,比如說三個法官的合議庭,每個人講一個刑期,大家再來折衷,將來國民法官也是這樣。因為它太主觀了。

 

主持人:因為時間關係,映後座談到這邊結束,請問台上兩位有什麼想跟大家說的呢?

 

陳欽賢:我們應該常常要有這樣的作品,這會督促法官,也會督促納稅義務人,讓大家知道錯誤的決定其實沒辦法避免。每個人一生中都在做錯誤的決定,可是一個無辜的人不應該被法官錯誤的決定,剝奪他的青春或幸福,甚至生命,這點非常重要。這樣子的作品會常常提醒我們。

 

張明右:法官說的對,但前提是他們要有時間看片子啊,因為他們的工作量都很大。另外一點,我覺得應該要給願意參與座談的法官很大的鼓勵,因為他們都會在這個位子上,受到民眾最直接的責難,但他們自己不是這樣子的人,他們要幫那些做錯決定,或跟他們價值觀相悖離的人去講一些什麼,他們都蠻可憐的。我坐他們旁邊,我都覺得很輕鬆,但他們來這邊應該壓力很大,所以我覺得應該要給願意來這邊分享的法官,更大的鼓勵才對,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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